|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選編（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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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組發〔2018〕3號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 關于印發《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選編（五）》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 2018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周年。半個多世紀以來，“楓橋經驗”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堅持和發展，為完善社會治理、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法院在新時代傳承創新“楓橋經驗”，必須準確把握“楓橋經驗”實質，深入挖掘“楓橋經驗”中蘊含的精神內核，切實將黨的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與遵循司法規律、尊重司法實際相結合，與時俱進地堅持好、發展好“楓橋經驗”，這對于全面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進一步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不斷完善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為進一步貫徹黨的十九大關于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鼓勵各地法院將“楓橋經驗”融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中，積極發揮司法的引領、推動、保障作用，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多元的糾紛解決渠道，有效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社會治理水平，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近年來，各級人民法院結合各地實際，認真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在平臺建設、制度落實、程序設計、經費保障等方面，開展了形式多樣、各具特色的創新探索，推進糾紛解決體系多元化、立體化、精細化、智能化、法治化，打造新時代“楓橋經驗”法院升級版，形成了許多可供參考借鑒的經驗。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總結提煉各地創新發展“楓橋經驗”實踐做法，形成《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選編（五）》，現予印發，供各級人民法院參考。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 2018年11月8日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選編（五）
目 錄
【案例1】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深化“多元調解+速裁”機制 打造立體式解紛工作體系 【案例2】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創新法治路徑 筑牢社會治理防火墻 【案例3】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平臺聯動 精準調處 讓“楓橋經驗”開出“紅橋之花” 【案例４】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推行“一鄉一庭”建設 構建基層治理網絡體系 【案例５】黑龍江省大慶市高新區人民法院：進階“1+2+N”模式 助力社會矛盾多元化解 【案例６】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依托社區法官打造前哨式解紛模式 【案例７】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創新運用新時代“楓橋經驗” 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糾紛解決體系 【案例８】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法院楓橋法庭：傳承創新“楓橋經驗” 筑牢基層治理“橋頭堡” 【案例９】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弘揚“小崗精神” 打造“三治融合”鄉村治理樣本 【案例10】福建省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調解創新惠民生 共治共建再升級 【案例11】江西省尋烏縣人民法院：“三治結合”搭橋梁 “尋烏經驗”闖新路 【案例12】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打造“一體兩翼”平臺 激發多元解紛質效 【案例13】湖北宜昌市伍家崗區人民法院：推行“雙網聯動”新模式 發揮“格格力量”新功能 【案例14】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夯實多元聯動新機制 提升解紛服務新水平 【案例15】廣東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滿足“一帶一路”新需求 探索商事解紛新路徑 【案例16】重慶市榮昌區人民法院：獨立建制 多向互動 七步法則 構建矛盾糾紛綜合調處的“榮昌模式” 【案例17】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 深化訴源治理 多元聚力解紛 【案例18】貴州省黔東南州中級人民法院：加強多元配套保障 創新民族特色解紛模式 【案例19】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突出“內外多元” 構建“立體對接”糾紛解決體系 【案例20】陜西省富縣人民法院：將自治與法治相融合 創新司法為民新實踐
案例1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深化“多元調解+速裁”機制 打造立體式解紛工作體系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立足首都超大城市的特點和需要，堅持“最高標準、最嚴要求、最好效果”，持續推進立案階段“多元調解+速裁”機制改革，努力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楓橋經驗”升級版，有力推動了首都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8年1-10月，全市法院“多元調解+速裁”機制共結案17.8萬件，用約16%的民事員額法官速裁審結了46%的一審民事案件，平均審理期限32天。 一、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夯實多元調解工作的政治保障 北京高院主動爭取黨委領導，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一是將北京法院“多元調解+速裁”工作機制納入首都《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三年規劃（2018-2020年）》，推動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等與訴訟相互銜接、協調聯動、高效便捷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形成從村居調解、行業調解、再到法院特邀調解，最后由司法終局裁判的糾紛解決體系。二是及時、主動向黨委匯報群體性、重大糾紛，在黨委統一領導下，依托首都社會綜合治理平臺，自上而下建立完善了信息溝通、情報預警、會商研判、請示報告、督辦指導等信息化管理機制，與北京市網信辦、市金融局、市司法局、市公安局、街鄉政府等行政機關建立溝通協調機制，借助行政監管機關、相關行業協會及社會調解組織等多方力量，聯合開展矛盾糾紛化解工作，穩妥化解了一批群體性、重大糾紛。三是在市委的統籌協調下，14家基層法院共計8.2萬平方米的訴調對接中心建設正在穩步推進，其中順義、懷柔法院訴調對接中心已投入使用，與綜治辦社會矛盾調處中心、司法局基層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共同構成北京市域社會治理的“一體化矛盾糾紛解決平臺”；總額4000萬元的多元調解案件補貼經費被納入市財政預算，為培育發展多元調解提供了充足的經費保障；訴調對接工作被納入“首都綜合治理考核指標”體系，以各區政府為考核對象，有力調動了各區黨委、政府推動該項工作的主動性。 二、多元調解與訴訟緊密對接，打造全方位、立體式多元調解工作體系 國際貿易、高科技新興產業和都市現代農業并存的多樣化經濟業態決定了北京地區矛盾糾紛呈現主體多元、利益多元、類型多樣等特點。北京高院不斷完善訴調對接機制，激活各方力量參與糾紛化解，實現社會矛盾社會化解。一是選聘240名特邀人民調解員常駐法院，接受法院的委派調解，在立案前成功化解了大量婚姻家庭、機動車交通事故、小額借貸、物業供暖、勞動爭議等民間糾紛。二是與市網信辦、市住建委、市證監局、市知識產權局等行政機關進一步深化專項訴調對接機制，對于有調解可能的行政爭議，立案前引導當事人先行選擇行政調解，盡量做到行政糾紛以行政手段化解；同時在互聯網、金融、房地產、物業、知識產權等類型化糾紛領域，大力推進行業協會先行調解。三是依托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的行業協會——北京多元調解發展促進會，將其74家會員單位吸納為法院特邀調解組織，形成了覆蓋不同行業領域和糾紛類型、專業性和規范性較強的超大城市類型化糾紛化解體系。四是聯合市司法局、市律協，在西城、朝陽、海淀、豐臺、通州、房山等六家法院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目前已經選派393名資深律師，30名實習律師進駐法院，開展訴前調解工作。通州法院4名實習律師入職第一個月就成功調解糾紛70件，收到當事人7面錦旗和1封表揚信，調解專業優勢初步顯現。 三、創新工作機制，加強工作規范，提升“多元調解+速裁”工作成效 北京高院以創新為動力、以規范為保障，狠抓“多元調解+速裁”工作成效提升。一是針對法院多元調解“案件導出難”問題，積極探索調解前置程序。加大立案階段糾紛引導分流力度，通過訴訟風險評估、訴前調解建議，實現60%以上的一審民事糾紛在立案前導入多元調解系統；通過加大調解流程管理、加強調解員管理和培訓，實現18%的一審民事糾紛在立案前調解解決。二是大力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調解、速裁一體化機制建設，速裁法官與駐院調解員組成“1+N”型辦案團隊，速裁法官全程指導調解員依法調解，對于調解成功的，及時進行司法確認；對調解不成，但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普通案件，運用多元調解過程中查清的事實和固定的證據快速審理和裁判。研發了“北京法院分調裁一體化平臺”，集合了案件繁簡分流、多元調解案件管理和在線調解、速裁案件要素式審判、類型化案件裁判文書自動生成等多種功能，為群眾便捷解決糾紛、調解員和法官高效辦案提供智能化支撐。三是出臺《北京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北京法院立案階段多元調解工作的規定》，明確全市法院多元調解工作的總體思路和主要工作制度；制定《民事案件繁簡分流和訴調對接工作流程》《特邀調解員調解工作規程》《速裁案件要素式審判若干規定）》等八個工作規范，涵蓋多元調解和速裁工作流程、隊伍激勵、案件補貼、場所建設、信息化等工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做到訴前調解和速裁工作有據可依，有度可循。
案例2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 創新法治路徑 筑牢社會治理防火墻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堅持黨委領導、社會參與、司法先行理念，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戰略定位，主動適應社會治理新需求，厚植法治元素于副中心社會治理體系，積極打造副中心“楓橋經驗”升級版。 一、搭建訴前群體性糾紛化解平臺，筑牢副中心社會治理司法防火墻 落實市委、市委政法委關于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提供高效司法保障的相關意見，推動社會治理前端延伸，北京通州法院建立訴前風險識別、聯動疏導、就地化解“三位一體”新平臺。在立案階段，通過“人機預警+背景聯排”方式，有效甄別涉民生的群體性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案件；建立聯動矛盾疏解機制，以法院為主導，聯合住建委、國土局、公安局、屬地政府，法院就地指導調解組織開展釋法說理，訴前妥善化解了糾紛，保障副中心涉重點區域建設工程穩妥推進；建立“一院多所”聯動巡回調解工作模式。以法院為主導，聯合鄉鎮司法所及人民調解委員會就地開展司法調解及確認案件2000余件，涉案人數7000余人，有效應對區域轉型升級過程中農村房產類糾紛快速增長，實現邊緣轄區矛盾糾紛就地化解。 二、培塑區域性多元調解新模式，織密副中心社會治理多元解紛網 改變法院單兵作戰局面，協同多方推動社會糾紛系統治理、依法治理和綜合治理?？偨Y“訴前調解”經驗，將類型化、重復性糾紛導出先行調解，探索建立普通民商事糾紛先行調解程序。組建“通和”人民調解工作室，從退休法官、基層調解工作者、實習律師等優質解紛資源中擇優選聘30名調解員駐院，充分發揮調解員熟悉社情民意、善用情理調解的優勢，妥善化解千余起因拆遷補償利益分配引發的家庭糾紛，助力平安和諧副中心建設。2017年，駐院調解員成功化解案件8899件，人均結案684.53件。調解員王蔚被評為北京市人民調解先進個人、北京市法院“十佳特邀調解員”，其通過“層層調解法”化解的繼承案件入選“北京法院多元調解十大典型案例”。創新“五微”調解員培育模式，通過微黨建、微警示、微課堂、微團隊、微典型，構建調解員黨建、廉政、培訓、使用、考核一體化、職業化培育機制，提高調解員的業務素質、職業道德和調解技能。試點律師調解進法院，設置訴訟回避、立體監督、彈性考評三大機制，成功化解商事糾紛近百件，讓人民群眾獲得更多普惠、精準、高效的專業法律服務。 三、建立“分調裁”對接新機制，鋪設副中心社會治理司法快車道 緊扣新時期群眾對糾紛解決高效化、法治化和專業化的司法需求，北京通州法院創新“全面導入+三番分流”工作法，以“可調解、能速裁”為分流標準，對案件實行全面導入。同時，將分流端口前移至導訴環節，并貫穿于立案、調解、速裁三個階段，層層過濾后，繁簡糾紛得以快速、精準分離。在此基礎上，簡案調解、類案快解、繁案精解，實現糾紛梯次化解。構建“多元調解+速裁”工作模式，成立由10名員額法官組成的立案速裁庭，負責訴調對接和類型化案件審理；將調解員編入團隊，建立緊密型司法ADR模式，實現調解成功案件快速確認，調解未果案件快速裁判。打造專業化速裁辦案組，針對物業供暖、交通事故等類型化案件，探索“要素化”審判，簡化審理流程，實現快審速裁。2017年，通州法院速裁法官人均結案2745.2件，是全市法官人均結案數的14倍，齊松、徐明祺法官分獲北京市十佳速裁法官、北京市優秀速裁法官。 四、構建“ADR+ODR”一體化訴調平臺，打造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車道 探索建立“ADR+ODR”線上線下一體化調解平臺，當事人足不出戶，通過手機即可完成微信立案、預約調解、在線調解，實現零距離接近司法。2018年前七個月，已開展網上（微信）立案10457件，并與十余家司法所建立常態化在線調解和司法確認機制。建立智能化速裁辦公平臺，大力運用信息化手段推行電子送達，節約訴訟成本；研發思維導圖、可視化速裁掌中寶，輔助法官辦案，有效提升一次性開庭成功率；充分利用語音同步生成系統、要素式裁判文書生成系統，提高庭審效率，實現裁判文書繁簡分流。2017年，多元調解和速裁案件平均審理時間僅為14.23天，副中心智慧司法快車道初具成效。 2017年，通州法院“多元調解+速裁”工作機制導出案件36256件，多元調解成功15940件，調解成功率為35%，位居全市法院前列，速裁結案11787件，實現以10%的員額法官資源辦結全院60%的民商事案件。通過前端分流化解，后端審判庭案件量平均下降64.42%，審判質效綜合指數連續兩年位居全市法院第一名，司法公信力和社會滿意度顯著提升，2017年社會滿意度測評得分由全市法院第九名躍居至第二名。
案例3
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 平臺聯動 精準調處 讓“楓橋經驗”開出“紅橋之花”
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立足群眾最關心、最期待的司法需求熱點，著眼訴訟之前、法庭之外，充分發揮司法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讓“楓橋經驗”開出“紅橋之花”。 一、突出三個理念，傳承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 一是突出“源頭最關鍵”。抓住訴前調解、源頭治理的關鍵，把好案件第一關，在發現案件苗頭時提前介入、提前調處，力爭把矛盾解決在訴訟之前、法院之外。二是突出“功夫在庭外”。在許多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問題的調處中，往往庭上和解不如庭外調解，坐堂問案不如入戶走訪。為此，一方面堅持全流程調解，另一方面堅持走群眾路線，真實地走進群眾、深入一線，走進矛盾、破解難題，尊重當事人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參與權與選擇權，以人民群眾更加期待、更易接受的方式開展工作。三是突出“聯動才能贏”。找準功能定位，努力變獨角戲為大合唱、協奏曲，廣泛聯動各界資源，綜合運用經濟、政治、法律等手段，教育、疏導、幫扶等辦法，形成合力共同化解矛盾糾紛。 二、完善三項機制，打造一體化訴調對接平臺 紅橋法院與司法局合作建立訴前聯合調解委員會，打造一體化訴調對接平臺。一是訴前導流機制。訴訟服務大廳入口即為調解空間，大廳設置虛擬導訴平臺、人工導訴員，印制各類宣傳圖冊，以各種方式介紹訴前調解的功能優勢。開展訴訟風險評估，自動生成案件風險評估報告；吸納志愿律師以輪崗坐班方式每天在訴服大廳提供免費法律咨詢。通過第三方評測意見，讓群眾感受公正透明，正確看待風險，理性訴訟，在最早和最佳時機達成協議解決糾紛。二是案前分流機制。對當事人直接立案，案情簡單、標的較小、有調解可能的簡易案件，由立案法官開展訴訟輔導，引導當事人轉至調解窗口登記。立案階段不能調解的，通過繁簡分流、小額速裁等方式導入訴訟程序快速化解。2015年以來，全院民商事案件調撤率達74.05%，簡易程序適用率88.53%，其中小額程序達到45.87%，平均審限僅7天。三是對接合作機制。與市場監管部門簽訂訴調對接框架協議，與衛計委、醫學會探索建立醫療事故鑒定前置機制，與房管局協作建立物業糾紛對接窗口，建立政府法制與行政審判工作聯席會議，與區屬各街道、重點企業建立部門對口服務、院領導重點聯系制度，推動形成信息互通、優勢互補、協作配合的糾紛梯次過濾和互動解決機制。2015年以來，累計訴前調解及司法確認各類案件402件，訴前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被評為“全國模范人民調解委員會”。 三、打造四個品牌，滿足群眾多元化司法需求 紅橋法院緊緊抓住群眾普遍呼聲較高、矛盾易發的重點領域，打造新時代社會治理的司法品牌，實現矛盾糾紛“短平快”的精準調處。一是家事審判暖心調解。作為全國首批家事審判改革試點法院和天津市首個家事法庭，注重突出發揮家事審判情感治愈功能，與區民政局、婦聯建立聯動化解機制，將23名閱歷豐富、熟悉民情的婦聯和社區干部聘為“家事特邀調解員”，共同參與案件審理、調解和入戶走訪、調查工作，家事特邀調解員參與的案件調解率達到85.9%。與天津商業大學深入合作，建立心理咨詢室，在離婚案件中引入心理干預機制。制定全國首個危機、死亡婚姻診斷標準，建成首個擁有專利的個性化家事法庭，家事案件服判息訴率達到92.6%。二是服務棚改保障民生。在全市最大棚戶改造區設立派出法庭，選派4名熟悉征收政策、審執經驗豐富的干警全年無休駐站值守，逐漸成為輻射全區棚改片的矛盾調處中心。派出法庭設立后，堅持一線辦案、現場調處，聯合人民調解、居委會、居民代表、動遷干部，幫助居民快速調解及司法確認繼承、析產、確權等糾紛259件，累計接待群眾咨詢4809人次，指導帶動上千名群眾自行協商解決家庭矛盾。派出法庭被評為市級為民服務示范崗，負責法官被評為“紅橋好人”、“市優秀黨員”。三是巡回審判因地制宜。堅持力量下沉，根據糾紛特點廣泛布局，各具特色建立派出機構。如整合交管、保險多方力量，在交管大隊、快速調處中心成立“張彥海法官工作室”和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安排專人駐點辦公，在事故處理的第一時間提供法律咨詢、訴前調解、司法確認、履行監督等一系列服務。2017以來訴前化解交通事故糾紛811件，涉及當事人2000余人。在人口稠密的大型成熟社區綺水苑、洪湖里設立家事社區法庭，帶動小區居民自發成立“社區家事調解委員會”，調解家事糾紛15件，涉及當事人40人次。在老齡化問題突出的雙環邨街道，設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庭，常態化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務；在以回遷居民為主的新設街道和苑街，建立夢和園社區法庭，側重解決新小區、新居民物業糾紛；在勞動仲裁院設立勞動人事爭議巡回法庭，讓仲裁與訴訟徹底“無縫”對接。目前，隨著調解員隊伍的建立，各派出機構已由最初的單純法官定期巡回，實現了“日常見人、遇事立應”的實體化運行。四是智慧調解模式創新。充分借助智慧法院建設成果，以“面對面+鍵對鍵”的“互聯網+” 新模式，自主開發“E調解”智能系統實現遠程調解，讓當事人突破時間、空間限制，快速解決糾紛。當事人對調解協議確認后，可直接使用電子手寫簽名工具進行在線簽名。訴前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在當事人簽名后加蓋印章，調解協議即告生效。E調解投入使用以來，結合人民法院在線調解平臺應用，已有336件案件通過智能在線系統調解結案，實現了“讓數據多跑路、當事人不跑腿”的目標。
案例4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推行“一鄉一庭”建設 構建基層治理網絡體系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創新人民法庭職能為切入點，從2013年開始探索在全省法院推行“一鄉鎮一法庭”建設，深度參與創新社會管理，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納入社會綜合治理的大格局中統籌推進。截止目前，鄉鎮法庭由830個增至2009個，實現全省全覆蓋，人民陪審員由4771名增至15047名，鄉鎮法庭不新建辦公樓，不增加人員編制，與人民陪審員緊密結合，有效促進矛盾就地化解。 一、堅持創新驅動，調整人民法庭職能定位 河北高院將人民法庭定位于六大職能并進一步細化，重在訴前化解糾紛。第一，司法調解。新設立的人民法庭在職能任務上，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人民法庭，主要發揮訴非銜接平臺的作用，對糾紛進行訴前調解，調解不成，移送立案審理。第二，指導調解。指導人民調解組織開展調解工作，發動社會力量化解矛盾糾紛。第三，參與基層社會治理。與所在地的黨委、政府及派出所、司法所、民間調解組織密切聯系，與基層綜治中心無縫銜接，融入基層網格化管理。第四，進行法治宣傳。促進公民法律素養提升，教育公民遵紀守法。第五，司法確認。對經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賦予其強制執行力。第六，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的作用。家事、鄰里糾紛先由人民陪審員進行訴前調解或司法調解，將化解糾紛的關口前移。調解不成，采用“1+2+1”的模式，即1名審判員、2名陪審員、1名書記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人民法庭履行六大職能的目標就是爭取不成訟，鄉鎮一般的矛盾糾紛和傳統的民事案件，及時處置、及時化解，使矛盾不出村、不出鎮。 二、堅持改革優化，打造創新型運行模式 通過改革實現與新的職能任務相對應，全省新建人民法庭的人員調配、資源配置以及工作模式等與以往不同。第一，機構設置不同。在不增加編制的情況下由基層法院指派一名庭長，由政治強、業務精、善于做群眾工作的優秀法官擔任。庭長負責整體工作，每個法庭選任幾名當地人民陪審員參與法庭工作，人民陪審員協助庭長進行法律咨詢與調解，形成辦案和對外聯系的工作平臺。第二，工作模式不同。實行庭長負責制，庭長每周定期到法庭開展工作，庭長的職責主要是調動鄉鎮其它有關部門共同化解矛盾。合議庭的組成模式是由一名法官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的混合合議庭。法庭日常事務由人民陪審員處理，一般由兩名人民陪審員值班，利用人民陪審員了解本土鄉鎮的歷史傳承、鄉規民約的優勢，由其先行處理矛盾糾紛。第三，辦公場所設置不同。在法庭辦公場所方面，設置靈活，不蓋新房，利用鄉鎮政府的1至2間辦公室作為辦公場所。群眾對“一鄉鎮一法庭”建設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副碗筷，吃住鄉鎮；一間屋子，不添負擔；一張桌子，就地辦案；一把利劍，穩固政權。” 三、堅持科技引領，打造智慧型治理模式 在河北高院的部署和指導下，基層法院運用信息技術整合資源，打造“互聯網+訴非銜接”的人民法庭工作新機制，使人民法庭建設走向現代化、規范化。第一，以信息技術為支撐，建立現代化訴調對接平臺。建立了“互聯網+訴非銜接平臺”，開發了云調解服務平臺管理系統和人民法庭專用辦公辦案軟件系統。與訴訟服務網、法院審判系統深度融合，提供在線調解、遠程調解等服務，調解結束后一站式申請司法確認或立案，實現網上咨詢、在線委派、委托和邀請調解。石家莊鐵路法院協同河北省保險行業協會，在中國人壽財險河北分公司啟動網上司法確認系統，積極探索“互聯網+多元解紛”新機制。第二，以協同聯動為突破口，建立互動型解紛機制。以人民法庭的“互聯網+訴非銜接平臺”為中心向外輻射，與綜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調解組織等單位對接，建立解紛網絡，形成信息平臺集群。如人民法庭與司法局的“民調通”移動終端對接，實時了解村里發生的糾紛，第一時間排查矛盾。青縣法院將法庭“訴調對接”系統與縣公安局、國土資源局、政府法制辦、司法所等17個部門進行網絡精準訴調對接，實現部門間對矛盾糾紛的網絡移交、委派和委托調解。第三，以立案登記制改革為抓手，建立量化管理機制。建立科學的訴調對接績效考核機制，按照河北高院立案登記制改革要求，所有來立案的糾紛均登錄到系統編號。將訴前法官調解、委托調解、指導調解等案件分流到“訴前調”字號系統，錄入訴調對接信息管理平臺，立案前糾紛化解情況分類逐項統計，計入訴調對接工作量，作為工作考核依據。訴前調解的績效考核權重優于一般案件，對于實現“無訟鄉鎮”的法庭給予立功授獎。 四、堅持司法為民，構建基層治理體系 河北全省法院逐步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綜合性的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化解網絡體系，成效顯著。第一，建立分層遞進的糾紛解決機制，實現了矛盾的訴前分流。通過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庭工作機制，有效化解了一批矛盾激化、惡性事件或者群體性事件。從2013年截至2018年，全省鄉鎮法庭訴前調解和指導調解案件37.28萬件，司法確認1.08萬件，提供法律咨詢133.81萬人次。安平大何莊法庭連續五年調撤率達95%以上。邢臺中院開展了人民法庭的群眾滿意度調查，發放測評問卷2000余份，滿意度達99.8%。第二，融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于一體，形成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運用自治、法治、德治為一體的社會治理方法，促進了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形成鄉村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切實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陽原縣大田洼鄉人民法庭的法官定期到村里進行法治宣傳，每個村選派法律聯絡員及時排查糾紛，將矛盾化解在訴訟之外，所轄18個村，有10個村成為“無訟村”。今年以來，臨城縣法院訴非銜接中心共向各法庭轉交糾紛146件，調解成功85件，各鄉法庭自己受理糾紛500余件，僅72件到法院立案進入訴訟程序。第三，加強法律服務、法治宣傳，提升群眾法律意識。2014年以來，開展普法宣傳7.84萬次，培訓人民陪審員、人民調解員8.91萬次，發揮法律服務、法治宣傳教育在崇法尚德移風易俗中的積極作用，增強了基層群眾的尊法和守法意識，緩解了信訪壓力。邢臺法院信訪總量同比下降18%，訴訟案件上升率由42%降到10%。
案例5
黑龍江省大慶市高新區人民法院 進階“1+2+N”模式 助力社會矛盾多元化解
黑龍江省大慶市高新區人民法院堅持問題、需求和民生導向，從機構場所、運行管理和對接渠道入手，將調解模式成功進階“1+2+N”模式，委托調解成功率平均達49.26%，大量糾紛被穩控在基層、消滅在萌芽,帶動審判質效、社會滿意度和案件壓力、案訪比形成“兩升兩降”的良好態勢。 一、構建“一體兩翼”，破解設施、人員和場所難題 大慶高新區法院循序構建以訴調對接中心為主體，以專業隊伍、社區網絡為兩翼，基礎穩固、運轉順暢的訴非銜接載體。一是拓展服務空間，建標準化對接機構。與立案大廳貫通性建起450余平方米的訴調對接中心，首創了“2151”的中心功能布局。各非訴調解組織和調解員依托中心專設調解室，開展日常工作，訴前、審前、審中調解及執行和解成功率較改革前同比分別提升12.96、9.87、6.19和5.73個百分點，結案周期平均縮短近1個月。二是延伸工作觸角，建網格化社區模式。將全區合理劃分為38個單元網格，確保每個網格至少1個人民調解室、1個法官聯絡站，并通過電話表、微信群、QQ群等平臺，在法院與各網格間形成實時、高效、有序銜接的常態。同時，發揮社區工作優勢，通過日常巡訪及時排查化解糾紛和隱患1400多起。三是挖掘人力資源，建專業化調解隊伍。抽調9名優秀法官組建專職調解員隊伍；與司法局對接，將38家調解組織、128名人民調解員、33名行政調解員和41名律師調解員納入“特邀調解組織和特邀調解員名冊”；配合市法院遴選65名專業人士進入專家調解信息庫；在院內指定5名調解指導員，適時開展專門培訓，不斷提升調解專業化水平。 二、完善“兩治兩系”，疏通理念、方法和管理瓶頸 在宏觀統籌層面，積極推動糾紛多元化解納入法治軌道和綜合治理平臺；在司法實踐層面，不斷完善運行管理制度體系和調解實戰方法體系。一是積極推動糾紛多元化解法治化進程。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立法建議被省人大采納后，大慶高新區法院按要求選派人員進入法律文稿起草小組。經反復征求意見、會議審議和修改完善，《黑龍江省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最終由黑龍江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六次會議于2017年10月13日通過并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二是將對接質效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推動建立由區管委會主任掛帥，全區政法各部門、行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主要領導為成員的改革領導小組，制發工作意見，明確改革時間表和分工圖；細化出臺訴調對接考核管理辦法，將成員單位工作成效納入黨政業績和綜治評價體系，有力地推動開展工作。三是建立健全平臺運行日常管控制度體系。出臺《委托調解工作流程》《特邀調解工作規則》等30項制度，建立起全程化訴非銜接運行監管體系；對涉及婚姻家庭、相鄰關系、民工討薪等13類糾紛依法設置先行調解程序，促使這類涉民生糾紛快速便捷化解；出臺“以案定補”機制，每年提供30-50萬調解專項經費，?？顚Ｓ脤ｉT管理；全面規范司法確認流程，對非訴調解協議進行效力確認1269件，確認率98.25%，自動履行率達95.17%。四是探索總結一整套糾紛化解實用方法體系。建立包括情境感染、換位思考、隔離疏導、情感宣泄等21種技巧在內的調解方法體系，總結形成“六要”原則和快、準、合 “三字訣”，委托調解結案周期較改革前平均縮短近1小時，許多棘手糾紛因方法適當而及時妥善化解。 三、吸納“N種元素”，堅持渠道、形式和主體開放 探索建立了以訴訟與非訴相銜接為軸心，廣泛鏈接社會化有生力量共同參與糾紛化解的開放式格局。重點推進七類調解：一是“梯式鏈接”人民調解。在不同訴訟節點，與人民調解組織、調解員適時高效對接，推出了“老丁調解室”這一品牌，依靠人民調解組織的協助，短時高效化解糾紛。二是“網格鏈接”社區調解。法院可向各網格委托案件，各網格也可隨時向法院求助；法官每周至少到對口社區調解室和聯絡站開展一次現場調解和業務指導；當事人可相對自由選擇調解地點、人員和形式。三是“分類鏈接”特邀調解。區別案件特點，有針對性地聯絡不同行業、專業和群體的特邀調解員開展調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輻射鏈接”團體組織。適時發揮工會、婦聯、團委、行業協會（商會）、企事業單位調解組織等團體優勢，形成以法院為軸心，多種組織共同參與調解的輻射狀格局，年均結案占比達7%以上。五是“常態鏈接”律師調解。專設律師調解室和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室，實現“兩員合一”。每天都有一名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和訴訟程序性事務幫助，同時接受法院委托調解，審判質效和公眾滿意度不斷提升。六是“試點鏈接”公證調解。以公證參與司法輔助事務試點建設為契機，在訴調對接中心重點設立訴訟與公證協同工作室，由駐院公證員以“公證云”APP為平臺，每天根據工作需要依法配合法院開展送達、保全、調解、調查取證及執行查控等審判輔助事務，助力解決法院“案多人少”的瓶頸。七是“人脈鏈接”關系人士。適時邀請當事人領導、同學、親友、代理人等共同參與調解，借助關系人員的心理攻勢，達到“曲徑通幽”的效果。
案例6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 依托社區法官打造前哨式解紛模式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從2004年開始探索將法官委派到街鎮村開展糾紛化解工作，2013年正式掛牌成立社區法官工作室，經過將近15年的探索完善，創新性地發展“前哨式”糾紛解決模式，形成了“五個特點、五個作用”的“五五模式”，推動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街鎮，矛盾不上交”，取得良好效果。 一、突出五個特點，構建社區法官前哨式解紛模式 一是“基層性”，形成社區法官常駐社區工作模式。在全區9個街鎮司法所分別設立社區法官工作室，配備調解室、咨詢室等專門設施，并形成社區法官定人、定時、定點常駐社區的“三定”工作模式。制定《關于訴調對接中心社區法官工作室的實施辦法》、《普陀法院派駐各街道（鎮）社區法官的工作職責和工作要求》等規章制度，將社區法官常駐社區工作模式制度化、規范化。 二是“專業性”，形成以在職法官和退休法官為主體的社區法官隊伍。目前，9名社區法官由4名在職法官和5名返聘的退休法官組成。9名社區法官平均從事工作時間超過20年，其中四級高級法官6名，一級法官3名，法律理論功底扎實，法律實踐經驗豐富。 三是著眼“回應性”，形成多層次、多元化的功能格局。不斷拓展社區法官工作室職能，力求深入對接社區、群眾需求，定位于指導人民調解、協同化解糾紛。此外，還承擔提供規范指引、參與社區治理、協助審執業務等職能。 四是注重“協作性”，形成以法院為支撐，以街鎮為依托，以群眾為基礎“三位一體”的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充分借力由資深法官組成的咨詢服務團等資源，發揮法院本部的支撐作用；積極爭取街鎮黨委、政府支持與配合，發揮街鎮的依托作用；積極吸收社區群眾參與矛盾糾紛化解，發揮群眾的基礎作用。 五是強調“平臺性”，形成法院踐行群眾路線、鍛煉青年法官的工作平臺。主動下沉司法資源，讓法官多動腿，讓群眾少跑路，為社區群眾提供“一站式”司法服務，使每一位基層群眾不出社區就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務。發揮工作室鍛煉青年法官的平臺作用，定期組織青年法官進駐社區，協助社區法官開展工作，提升青年法官群眾工作能力。 二、發揮五個作用，推動矛盾糾紛就地化解 一是指導人民調解。以社區法官工作室為平臺，采取多種措施，積極指導和支持人民調解工作，強化人民調解“第一道防線”作用，形成了“點對點”、“點對面”、“面對面”的指導人民調解模式。“點對點”即社區法官通過現場示范調解，用具體案例對人民調解員進行示范帶教；“點對面”即社區法官通過專題講座的形式，對人民調解工作中遇到的疑難法律問題等進行集中講解；“面對面”即社區法官聯合法院資深法官將常用法律法規、經典案例、調解方法匯編成指導手冊，供人民調解員學習。2013年8月至今，共組織人民調解員跟班實訓100余次，集中培訓30余次，培訓人民調解員1000余人次，人民調解隊伍的調解能力明顯提升。 二是協同調處糾紛。將矛盾預防化解“陣地”前移，致力于協同化解社區矛盾，社區法官被群眾形象地稱為“活躍在社區一線的全科醫生”。社區法官積極向基層調解力量提供支持與幫助，特別是對于群體性矛盾、突發性糾紛，社區法官第一時間介入，及時提供專業指導。同時，工作室與基層調解力量共享所掌握的社區糾紛信息及排查到的重大矛盾糾紛和社會不安定因素，力爭對潛在的矛盾糾紛早發現、早疏導、早化解。2013年8月至今，社區法官共參與指導群體糾紛調解200多批，涉及居民超2萬人，無群體糾紛進入訴訟程序。 三是前置調解糾紛。對于涉及本街鎮經社區調解組織未能調處的民間糾紛，且愿意在社區法官工作室調處的，實行預收案，符合立案要求的，報院立案庭正式立案。預收案前后，對案情簡單、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糾紛就地進行訴前調解。調解成功的糾紛由雙方當事人簽訂調解協議。調解不成的，按規定移送法院進入審判程序。 四是提供規范指引。社區法官充分發揮法律的指引作用，通過多種形式向社區居民闡明相關法律規定，介紹相關案例等，引導其依法調整自己的行為，一定程度滿足社區居民的法律需求。因需制宜，對于繼承、婚姻家庭、相鄰關系等社區常見糾紛以及社區居民關注的其他法律問題開展法律接待，有針對性地講解。因時制宜，結合“3.15消費者保護日”、“五一勞動節”等時間節點，開展消費者權益保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等相關法律知識宣傳活動。因人制宜，針對老年人、婦女的合法權益，聯合居委會、婦聯等深入社區開展座談活動，用“身邊事”教育“身邊人”。 五是協助審執業務。充分發揮社區法官“扎根”社區、熟悉社區特點，協助破解送達難、執行難。法律文書送達過程中，當事人提供地址不對的，社區法官通過街道組織、鄰里鄉親等積極確定送達地址；當事人拒收的，社區法官提前聯系基層住址或有關單位到場見證，提高留置送達效率。對當事人雙方對立情緒較大，需采取強制措施的群體性、易引發信訪矛盾的執行案件，社區法官提前溝通，確保執行效果。
案例7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創新運用新時代“楓橋經驗” 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糾紛解決體系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努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創新運用新時代“楓橋經驗”，積極推動形成“社會調解優先，法院訴訟斷后”的解紛理念和模式，不斷加大便民利民舉措供給，不斷強化矛盾糾紛就地解決，充分發揮人民法院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引領保障作用，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盾糾紛解決體系。 一、推動矛盾分層過濾化解，助力鄉村社會治理 浙江高院積極轉變工作思路，變“以我為主”為“黨政為主”，充分發揮黨委政府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的主導作用，推動黨委在縣、鄉兩級分別設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統籌解決轄區內的矛盾糾紛，形成分層遞進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實現人民群眾糾紛解決“最多跑一次”。目前，全省法院已有20%的訴訟服務中心整體入駐或派團隊參加地方黨委設立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形成“社會調解在前，法院立案在后”的糾紛遞進分流模式。如舟山市普陀法院，將訴訟服務中心設立在區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內，糾紛首先通過中心內配置的綜治、司法、信訪、行業調解、律師調解等解紛力量進行先行調解，調解不成再到訴訟服務中心立案。運行一年來，該中心統一受理各類糾紛11411件，把全區75%以上的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重大糾紛調解成功率達到100%，形成了以“黨委領導、關口前移、一站解紛”為特點的多元化解“普陀模式”。同時，始終把基層基礎建設作為戰略性任務來抓，推動全省開展“無訟無訪村（社區）”創建活動，大力發展“楓橋式”人民法庭，加強對各類調解組織、村鎮綜治員等的業務指導，充分發揮人民法庭解紛的“橋頭堡”作用。如金華永康市的龍山法庭，大力推進“引導分流+辦案指導+參與治理”的綜合工作模式，形成了以“村鎮先調、法庭兜底”為亮點的“龍山經驗”，把傳統民事糾紛基本化解在訴前。 二、打造“都市版”楓橋經驗，推進市域社會治理 針對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的實際，浙江高院主導推動建立市場化調解和行業調解，讓“楓橋經驗”在市域治理中綻放光芒。除加強與傳統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等組織對接外，浙江在全國率先試點律師調解，全省法院已實現律師調解工作室的全覆蓋，共聘請律師調解員1569名，2017年共委托律師調解3639件，調解成功1708件，調解成功率達47%。特別是杭州中院，積極構建律師、公證、仲裁為主體的市場化解紛機制，不僅爭取到上百萬元的財政專項調解經費支持，還會同物價部門在全國率先明確律師調解案件可按法律服務收費標準予以收費的規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都市版”楓橋經驗。此外，全省法院積極在醫患、物業、金融、保險、證券、知識產權、涉外商事、海事海商等領域與行業調解組織加強對接，積極引導糾紛訴前調解，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多領域的糾紛聯動化解機制。五年來，浙江法院共訴前引導調解48萬件，調解成功33萬件，辦理司法確認16萬件，兩成左右的糾紛解決在立案之前。 三、創新矛盾在線解決模式，提升“互聯網+社會治理”能力 “楓橋經驗”歷經五十多年的發展，需要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浙江高院始終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將大數據、云計算與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融入其中，為推進矛盾糾紛在線解決、實現 “互聯網+社會治理”提供了新動能。浙江法院已經全面貫通“杭州互聯網法院、浙江移動微法院和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三大在線解紛平臺，實現了從訴前化解到立案、審判和執行的全流程在線運行，既讓老百姓解紛“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成為可能，也為緩解案多人少矛盾、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提供了有力支撐。特別是作為原中央綜治辦創新試點項目和浙江省政法數字化協同工程示范項目的“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今年被確定為紀念“楓橋經驗”六大工程之“互聯網+社會治理”重點項目，其秉持多元共治、糾紛解決分層遞進的理念，提供在線咨詢、評估、調解、仲裁、訴訟五大服務功能，形成了遞進式、漏斗型的矛盾糾紛分層過濾化解機制，推動糾紛處理模式從事后處理向源頭預防轉變，助力“楓橋經驗”從“小事不出村”升級到了“解紛不出戶”。該平臺已與法院網上立案系統打通，網上立案的民商事案件可自動推送到平臺進行在線分流，由社會調解力量進行訴前化解，調解成功的可在線申請司法確認，調解不成功的自動回傳審判系統進行立案。到2018年年底，全省要實現在線調處案件數量不少于上一年度矛盾糾紛排查總量20%、調處成功率不低于60%的目標。截至目前，平臺已實現訪問量410萬人次，注冊調解員32052人，提供智能咨詢69萬次、人工咨詢3553次，評估案件1768件，仲裁案件128件，司法確認5467件，申請調解案件15.97萬件，調解成功13.29萬件，調解成功率達83%，先后被評為中國互聯網法治大會“優秀‘互聯網+法律’創新項目”、原中央綜治委“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創新優秀項目”第一名、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全國優秀項目。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稱贊該平臺是“楓橋經驗”在互聯網時代的新繼承和新發展。
案例8
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法院楓橋法庭 傳承創新“楓橋經驗” 筑牢基層治理“橋頭堡”
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法院楓橋法庭充分發揮“楓橋經驗”發源地優勢，始終堅持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相繼總結出“三前調解法”“四環指導法”“五時執行法”等特色經驗，倡導形成“社會調解優先，法院訴訟斷后”糾紛解決理念，著力從源頭上預防化解矛盾糾紛，降低糾紛成訟率。近年來，楓橋法庭收案增幅逐年下降，遠低于全市法院，且今年收案同比下降12%，被授予首批“楓橋式標桿法庭”。 一、健全三舉措，豐富司法服務內容 一庭一中心。首創調解勸導制度，精心制作圖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調解勸導書》，講明人民調解的優勢、步驟等，勸導當事人選擇非訴方式解決糾紛。高標準建成功能齊全、布局合理的新型一站式訴訟服務中心和訴調對接窗口，將訴前勸導站、訴訟引導站、法律指導站、信訪疏導站“四站合一”，并實行庭領導首問責任制，為當事人即時提供法律服務，實現糾紛化解“最多跑一次”。近兩年來，已有320余起糾紛得到即時解決，訴前糾紛化解率達28.53%。 一鎮一團隊。根據法庭轄區內兩鎮一鄉和現有人員配備的實際情況，實行一個鄉鎮確定一名審判員、調解員或者陪審員、書記員作為定點聯村的業務指導員機制，發放聯系卡400余張，形成法庭與鄉鎮、村居的聯系網。業務指導員走遍村居、走進住戶、走近民眾，把司法服務送到當事人家門口，暢通民眾反映自身訴求的渠道，切實解決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利用便民立案站（點），加大巡回審判力度，就地化解農村承包、相鄰糾紛等案件。同時，通過向鎮、村干部了解情況，掌握、排查基層社會中潛在的糾紛情況及矛盾隱患，以便盡早加以化解。近兩年來，引入諸暨市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楓橋調解中心駐庭辦公，成功調解719件。 一月一指導。創設“訴前環節普遍指導、訴時環節跟蹤指導、訴中環節個別指導、訴后環節案例指導”等四環指導法，加強對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員等業務指導與培訓，源頭上促進調解工作的規范化、法治化。在鄉鎮設立指導調解工作室、五個重點村居設立指導調解聯絡站，開通視頻指導調解系統。建立法庭QQ群，邀請各調解組織、轄區部門站所、人民調解員加入。調解過程中發現疑難問題的，法庭工作人員可以隨時通過QQ群進行業務指導。 二、打造三機制，拓展糾紛化解渠道 涉訴情況通報機制。以法庭公告欄及各鎮、村便民服務站宣傳窗為載體，每季更新涉農法律法規、政策及典型案例，實現法庭轄區司法宣傳網絡的全覆蓋。每季度編發《法庭工作通報》，把轄區辦案總量、同比增長情況，不同案例類型及所占比例、各村涉訴案件數量等情況反饋給轄區內黨委政府、相關站所和市級以上人大代表，重點分析當前矛盾糾紛多發領域呈現的特點和問題，分析各鎮（村）收案形勢，深入探究產生根源，有針對性地提出司法建議等，推進轄區無訟村居建設，受到鎮鄉領導和人民群眾的普遍贊譽。 部門聯調聯動機制。借助楓橋鎮黨委政府承擔國標委首批《基層社會治理綜合標準化試點》項目的契機，積極參與制訂“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體系建設規范”，進一步完善聯調聯動機制。對涉及相關行業協會、商會、工會、國土、工商等部門的案件，移送成員部門訴前委派調解，或由法庭牽頭、邀請部門派員共同參與化解，實現法庭與鄉鎮各部門預防和化解糾紛的良性互動。定期召開聯席會議，探討工作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剖析典型案例及矛盾糾紛的難點、疑點，總結經驗，查找不足，制定改進措施等。 信訪合力化解機制。加強案件風險評估工作，對案件審理及糾紛排查工作中發現的信訪隱患，第一時間通告轄區黨政部門；黨政部門在遇到信訪事件時，也及時邀請法庭參與，共同研究對策措施，合力化解矛盾和信訪隱患。密切關注涉重點企業、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易引起系列訴訟等信息，及時報告當地黨委政府，并協助做好安撫與法律釋明工作。高度重視信息互通與穩控聯動，適時召開敏感時期維穩專題會議，提前采取針對性預防措施、準備化解預案，確保轄區總體穩定。 三、探索三方法，創新糾紛調處路徑 特色調解法。依托轄區豐富的社會組織資源，設置多個特色調解工作室參與化解矛盾，如：“大媽調解室”幫助化解婚姻家庭類糾紛，“鄉賢調解室”幫助化解繼承及鄰里等糾紛，“行業調解室”幫助化解轄區內汽配、服裝紡織類等比較專業的行業性糾紛，“代表委員工作室”幫助群眾監督反饋法庭工作。近年邀請社會組織到庭參與調解51件，調解成功39件，調解成功率76.5%。 三度聯調法。在“訴前調解、庭前調解、判前調解”三前調解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實施“三度聯調把握法”。即：庭前審查訴辯合理度，避免因未進行必要的實地考察或深入了解案情導致調解方案的偏離；庭中引導事實認同度，引導雙方當事人對案件基本事實取得一致認可；庭后解說判決基準度，通過辯法析理，告知當事人案件的一般處理原則，在當事人了解判決結果基本走向的情況下，促成案件調解，實現調解工作從立案到宣判各個環節的同向銜接。實行“三度聯調法”以來，法庭一審民事可調撤率、民事調解自動履行率始終保持在80%和60%以上。 在線化解法。按照浙江省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移動微法院的統一部署，提供線上與線下結合、形式多樣、快速便捷的指尖訴訟和掌上辦案，助力“楓橋經驗”從“小事不出村”升級到“解紛不出戶”。今年4月以來，已在線受理250件，其中調解成功174件，調解成功率72.8%；指導鄉鎮調委會在線受理81件，其中調解成功75件，調解成功率95%。 案例9
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弘揚“小崗精神” 打造“三治融合”鄉村治理樣本
“農，天下之大業也。”為落實黨中央對鄉村振興戰略作出的重要部署，滁州中院以弘揚協商共治的“小崗精神”為契機，充分發揮好人民法庭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作用，將多元解紛向人民法庭延伸，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將人民法庭的鄉土優勢、法治優勢與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戰略有機融合，著力打造“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模式。 一、自治為本，多元參與，無縫對接 “楓橋經驗”的核心內涵是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就地解決矛盾。為進一步發揮好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發動更多的基層組織、人民群眾參與到糾紛調解中來，滁州中院在距離法庭偏遠的地區設立123個法官工作室，打造以“人民法庭為點、法官工作室為線，基層調解組織為面”的大調解格局。一是積極探索鄉村調解全覆蓋的新模式。通過“法官1+1”、“法官1+N”、“一村一調解員”、“庭所聯動”等模式積極向鄉村延伸。建立法庭調解聯絡圖，指導成立鎮（社區）調解委和村調解小組，建立調解網絡，推動矛盾調解無縫對接，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行”的調解實效。二是弘揚協商共治、敢為人先的“小崗精神”。40年前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摁下18顆“紅手印”，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偉大序幕，孕育和形成了富于時代特色的“小崗精神”。40年后，小崗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現代農業有關的新類型社會糾紛隨之涌現。2018年1月，小崗村人民法庭投入使用，是目前全國唯一設立在村級組織之中的人民法庭。小崗法庭立足于改革熱土，傳承和發揚“小崗精神”，通過德高望重的“大包干”帶頭人化解了大量矛盾糾紛，并在“大包干”帶頭人的倡議下，小崗法庭指導該村成立了義務調解委員會，義務調解委員以“有事就商量、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理念，充分發揮基層組織的自治功能，逐步形成了協商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2018年1月至10月，義務調解委員會成功化解了40余起糾紛，受到了地方黨委政府的肯定，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稱贊。 二、法治為基，司法引領，科技保障 滁州中院堅持司法引領、制度先行，全面構建多元解紛的制度框架，促進矛盾糾紛在法治化進程中多元化解。一是建立探索多元化解制度體系，加強司法指導與保障。滁州中院先后出臺了《關于健全完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意見》等“1+20”個制度文件。全面推行先行調解制度、無爭議事實認可制度、訴訟風險評估等制度，積極引導當事人選擇非訴方式解決糾紛，并通過司法確認提供法治保障，確保多元化解機制規范運行。近年來，滁州兩級法院委派調解率、調解成功率及司法確認率呈逐年攀升趨勢。二是依靠各方力量，構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積極回應群眾的司法需求，成立人民調解、行業調解、行政調解、仲裁委調解等多種調解組織，推動建立“三調聯動”機制，將凡是有利于糾紛調解的均納入矛盾糾紛綜合調處機構。根據糾紛的實際情況，實行單雙向自由組合調解，既能保證參與調解機構的行業專業性、解釋權威性，又能快速便捷解決糾紛。全市兩級法院同步設立訴調對接中心，與保險、公證、仲裁、工商聯等81家機構對接，在冊調解員859人，成立物業糾紛、道路交通糾紛等“一站式”調處平臺及類型化調處中心10余個。推行人民法庭與轄區派出所、法律服務所、司法所等搭建“庭所聯動模式”，并開展常態化的人民調解業務指導。三是智能化助力實現指尖上的調解。全市法院開通在線調解平臺，建成特邀在線調解組織35個，注冊在線調解員389名。各院借助在線調解平臺，已成功調解跨國婚姻糾紛和跨省繼承糾紛的案例，特別是針對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當事人提供快捷、便民、高效的調解方式，以智能化助力“指尖上”的多元解紛成效初顯。 三、德治為魂，一庭一品，春風化雨 滁州法院現有人民法庭30個，均地處于農村及城鄉結合部中心鄉鎮，管轄著81個鄉鎮，轄區人口433.85萬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雖大量勞動力外出打工，鄉土社會的村民之間的情感紐帶并未完全割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善良風俗對農村社會治理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鑒于此，滁州法院主動作為，在全市深入 “一庭一品”特色創建活動，依托法庭轄區優秀德治文化，打造法庭特色品牌服務。如：定遠張橋法庭根據其地方民族特點，建立二龍回族鄉法官工作室，和當地黨委政府相關負責人建立微信群，邀請回族德高望重的阿訇作為特邀調解員，成為專為回、漢兩族矛盾糾紛提供司法服務的“解鈴人”，創建德治為先、預防在前模式，實現了“無訟”民族鄉創建目標；紅色革命之鄉定遠縣，其藕塘法庭在藕塘烈士陵園景區門口設置巡回辦案點答疑解惑調解糾紛，成為流動的“紅色法庭”；天長市秦欄鎮是全國孝文化之鄉，秦欄法庭將孝文化植入矛盾糾紛多元化解，聘請當地“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表彰者和形象好、心地好、口碑好的“三好”媳婦參與家事等糾紛調解，通過播放《孝子歌》、揚劇《棄官尋母》片段，對當事人進行教育感化。三年來，共調處家事糾紛346件，成功化解了60多樁婚姻危機。
案例10
福建省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調解創新惠民生 共治共建再升級
福建省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發揮法院調解優勢，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基層社會治理有效融合，實現調解工作轉型升級，構建了“三全三融入”調解模式漳州樣本。2008年至今，全市法院十年共審結民商事案件327487件，調解撤訴235856件，調解撤訴率達72.02%，連續11年位居全省法院第一；指導人民調解13萬件，實現了“依靠和發動群眾，矛盾不上交”；推動一審案件服判息訴率年均達到94.56%，全省涉訴信訪綜合考評多次名列第一；有力促進漳州全市群眾社會治安滿意率不斷提升。 一、調解功能全面覆蓋：便民調解、專業調解、品牌調解齊發力 漳州中院緊緊依靠黨委領導，形成以漳州中院為中心，12個訴訟服務中心、24個人民法庭、532個巡回辦案服務點、法官工作室，20余種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行業調解對接平臺為輻射點，構建低成本、高效率、覆蓋全市的立體調解網絡。同時，發揮法院調解示范、引導、推動作用，2005年漳州市委將法院調解工作納入綜治考評項目，成為黨政領導重要職責；2012年市綜治委設立多元調解工作領導小組，以法院為骨干整合34家黨政部門和社團組織資源，形成全覆蓋大調解體系。立體聯動、多元共治的矛盾化解格局逐漸形成。第一，融入基層，搭建便民調解平臺。龍海法院以角美聯片調解為基礎，在重點鄉鎮設立40個人民調解工作室，每年指導人民調解組織調處糾紛1萬余件。推廣巡回辦案車，深化“一行政村一巡回辦案服務點”建設，選聘803名便民服務聯絡員，通過電話調解、上門調解、網上調解、假日調解等，把法庭開到群眾家門口。2011年平和法院成立全省首家交通綜合審判庭，聯合公安交警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與保險理賠程序銜接的“一站式”服務。薌城法院將“人民調解工作室”升級為“多元調處中心”，指導醫患糾紛調解委員會和醫院調解，10年調處醫患糾紛605件，有效促進醫患關系穩定和諧。第二，融入大局，搭建專業調解平臺。服務臺商臺胞發展，緊扣臺資項目，在全國首創涉臺案件審判庭，發揮110名臺胞陪審員、120名臺胞調解員和138名臺企司法聯絡員“三員聯動”糾紛化解機制的作用，成立臺胞權益保障法官工作室，一線服務全國七大石化產業基地古雷石化重點項目建設，及時調處涉臺糾紛，全市涉臺民商事案件調解撤訴率達61.7%。服務綠色發展，立足生態城市競爭力全省第一，在全國率先設立生態資源審判庭，持續深化與農業、環保、海洋與漁業等7家部門的生態資源糾紛訴前調解機制，推動生態資源保護從部門單一管理向司法、執法聯動綜合治理提升，七年共訴前化解生態資源糾紛2500多起。服務創新創業，緊跟實體經濟建設前沿，成立40個涉企糾紛調解室，并在項目集中區、工業園區等建立服務民營企業法官工作室，集聚全市80余個商會、行業協會參與涉企糾紛化解，及時幫助企業解難題、渡難關。第三，融入特色，搭建品牌調解平臺。薌城法院設立5個以“時代楷模”、全國模范法官命名的“黃志麗法官工作室”，弘揚黃志麗“三個貫穿始終”工作法，將親和調解貫穿始終；龍文法院設立“陳少華法官工作室”，總結推廣陳少華“三心三不”執行工作法。品牌升級，平和法院將“老紅軍調解室”升級為黨員調解網絡，實行黨員包戶、包片、聯片網格化調解，解決老蘇區糾紛消解功能滯后問題。創新治理，南靖法院聘任土樓樓長為特邀調解員，建立法律服務中心和10個調解工作室，推動“無訟景區”建設；華安法院立足當地“興茶富民”戰略，在茶葉主產區的八個鄉鎮聘請法制聯絡員、執行聯絡員，實現華安縣新圩鎮新圩村9年無訴訟案件。 二、調解模式全速提效：分流速裁、線上解紛、信息共享齊暢通 漳州中院推進繁簡分流調解速裁機制改革，堅持科技理性與司法理性“兩個智慧”深度融合，調解優勢與技術優勢“兩個優勢”精準結合，實現調解模式全速提效，釋放基層社會治理智能化效應。第一，融入分流速裁快處。深化“分調裁”機制改革，以繁簡分流提質增效為中心，借力智能分流，推動立案、調解、速裁深度融合，全市法院設立程序分流員25名，成立速裁團隊57個，聘任專職調解員41名，2018年來通過“分調裁”機制結案數12353件，占全部結案總數60%，實現簡案快審、繁案精審。第二，融入線上解紛提速。推動傳統線下調解向線上延伸，借力QQ遠程視頻、微信群聊等，建立“二維碼直通法庭”，實行微信公眾號專欄預約調解，打通網上調解渠道，隨時隨地開展調解。2017年南靖法院運用QQ遠程視頻妥善調解一起跨國買賣糾紛被《人民日報》刊載。漳州中院“漳州涉臺司法直通車”微信公眾號服務涉臺糾紛解決、詔安法院微信公眾號預約調解等“互聯網+”解紛模式頻獲群眾點贊。第三，融入集成信息共享。研發依托微信平臺的綜合集成式網上訴訟服務中心，探索開展網上委派、委托調解，實現糾紛“速遞”，強化與各調解組織之間的矛盾化解信息共享及調解技能線上指導，暢通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線上渠道。在全市推廣龍海聯片調解微信服務平臺“和諧號”做法，法院、公安、司法、調委會等有關部門和各個村調解主任均加入其中，整合社會治理資源，打造群防群治信息共享網絡，有效實現糾紛預測預警預防。 三、調解隊伍全員拓展：一把手抓、聯動聯調、多元拓展齊上陣 漳州兩級法院堅持依靠群眾參與，拓展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廣度，提升基層社會治理專業化高度，推動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格局，最大限度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基層一線。第一，融入職責一把手抓。推行院領導帶頭辦案、帶頭調解，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以率先垂范激發多辦案、辦好案熱情。近年來全市法院院領導帶頭辦理“骨頭案”13件。第二，融入聯動多級聯調。始終堅持“有1%的調解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的理念，全市建立基層調研組織、行政機關、律師等共同參與的“多級聯調機制”，發揮合力調解的聯動效應、標桿效應和綜合效應。第三，融入社會多元拓展。努力調動社會力量，將全員調解從法院內部向外延伸，從人民調解員、退休法官、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專家、律師、廉政監督員、村兩委、居委會干部、群團組織干部、專業人士及其他熱心調解工作的社會人士中聘任部分人員作為特邀調解員。全市共建立特邀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名冊32個，建成527名特邀調解員隊伍，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建設平安漳州作出了貢獻。
案例11
江西省尋烏縣人民法院 “三治結合”搭橋梁 “尋烏經驗”闖新路
江西省尋烏縣人民法院大力弘揚人民司法好傳統和“深入、唯實”的作風，主動回應鄉村治理新形勢，圍繞促進鄉村平安和諧文明的目標，將基層司法與鄉村治理深度融合、將人民司法優良傳統與便民利民深度融合、將審判職能與服務農村改革發展深度融合，創新探索基層治理模式，推進鄉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逐漸形成了“聯村共治、法潤鄉風”的“尋烏經驗”。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批示：“尋烏基層司法工作實踐充分表明，基層司法是鄉村治理和振興的重要基礎，大有可為。” 一、堅持以自治為基，緊密依靠群眾 第一，與基層群眾強化情感聯結。尋烏法院在全縣60個較大的村莊設立農村“五老”人員（老黨員、老干部、老勞模、老退伍軍人、老教師）聯系站，制定《關于邀請農村五老人員參與矛盾糾紛化解的指導意見》，邀請“五老”人員處理矛盾糾紛，打消群眾對打官司的顧慮。第二，與人民群眾加強工作聯系。尋烏法院從2017年開始實施1256巡回審判模式，即一個員額法官聯系1個鄉鎮、2個中心法庭、5個巡回審判法庭、60個巡回審判聯系點，實現群眾參與鄉村司法的網絡全覆蓋，讓群眾依法有序參與和監督司法，擴大司法民主，增強司法親和力。第三，與基層組織增強工作聯動。在各村委會組建村民理事會、紅白理事會、“禁毒禁賭會”等多個村民自治組織的基礎上，制定《員額法官與村民自治組織定期聯系制度》，通過擔任理事會顧問、列席自治組織會議等方式，建立與村民自治組織定期聯系機制，共同化解糾紛。與全縣15個鄉鎮和交警大隊等10家單位攜手，設立訴前調解辦公室，搭建行政調解、人民調解、行業調解三大對接平臺。近三年來，訴前聯合化解各類矛盾糾紛212起，委托人民調解組織、鄉鎮綜治員調解案件69件。 二、堅持以法治為本，倡導規則意識 第一，法治宣傳，化糾紛于未然。尋烏縣果業是該縣的支柱產業。后因為柑橘黃龍病蔓延，涉果矛盾糾紛不斷。尋烏法院主動下到果園、果企和農戶家中，走訪相關部門，通過解剖麻雀式的調查研究，起草了《致果農果商朋友的一封信》、果品銷售樣式合同，編寫了涉果矛盾糾紛典型案例，并印制成冊30000份，常年開展“法制宣傳進果園、糾紛調處進果園、法官服務進果園”的“三進”活動。2015年以來無涉果糾紛進入訴訟程序。第二，延伸服務，適度訴前介入重大矛盾糾紛化解。尋烏法院出臺《服務和保障全縣中心工作妥善化解重大矛盾糾紛的意見》，對涉及脫貧攻堅、“三農”問題、“兩違”整治（違法用地和違章建設）等工作引發的矛盾糾紛，建立依法提前介入機制，提前了解情況、提前現場處置、提前進行調解、提前釋法析理，防止矛盾激化成訴，有力維護地方發展和穩定大局。第三，巡回審判，方便群眾訴訟。推行以“訴訟服務在一線、調查研究赴一線、巡回審判到一線、判后回訪去一線”為內容的“一線工作法”，讓案件當事人不出鄉、不出村，甚至不出家門，就可以得到及時有效的審判服務。第四，為民作風，體現司法真情服務。尋烏縣當地素有喝茶的習慣。接待當事人時，養成“請吃茶”工作習慣，為當事人泡上一杯茶，問一問情況，摸摸底，不少糾紛就在這樣的氛圍中化解。溝通交流時，培養“講土話”能力，使法院干警成為群眾心目中的“自家人”。運用智慧法院最新成果，利用“收轉發E中心”，有效實現所有案件網上辦理和訴訟材料收、轉、發事務集約化、智能化管理，真正實現由單向服務的“窗口部門”向“對外服務群眾、對內服務審判”的雙向平臺轉變。 三、堅持以德治為先，培育文明鄉風 第一，寓鄉風于審判。尋烏系贛南客家人聚居區。尋烏法院充分運用客家文化的民間習俗、家風家訓，大力弘揚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努力拼搏的“客家精神”，把以客家人“中原古風”為核心的樸素正義觀引入司法裁判中，在辦理案件時將公序良俗、傳統道德、鄉規民約、人情事理等吸納進來。尋烏法院搜集整理了近100條常用客家俗語，并研究制定了《關于在審判工作中運用客家善良風俗習慣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指導意見》，張貼在法庭。同時，充分利用祠堂文化中“和”的元素，以及宗族之間形成的血親凝聚力，將發生在同宗同族之間的民事糾紛引入祠堂調解，巧借祠堂文化解決紛爭。第二，引鄉風向文明。開展涉老年人案件專項治理，尋烏法院會同有關部門制定《關于依法治理不孝行為、“老人住老房”問題專項工作的通知》，重拳整治不孝敬老人、老人有病不照料、不贍養老人及“兒女住新房好房、老人住破房或條件明顯較差房屋”等現象。針對贛南地區婚嫁彩禮一直比較高，時有彩禮致貧、發生糾紛的情形，尋烏法院起草《提倡婚事新辦、樹立文明新風的通告》，對彩禮的范圍、金額和返還額度發出倡議，并制定婚約彩禮協議樣本，通過廣泛宣傳，鼓勵青年男女通過共同勞動致富，反對大操大辦、通過彩禮不勞而獲或者因高額彩禮致貧返貧等不良現象。第三，固鄉風為法治。尋烏法院充分發揮專業優勢，幫助各村委會開展村規民約“法律體檢”，并對村規民約的修改完善提供法律指導，輔之以司法個案訴訟維權，促進村民自治依法規范運行。比如限制外嫁女落戶、參與分配征拆補償以及成年兒子承擔贍養費而外嫁女兒不用承擔等有關做法相繼得到糾正。
案例12
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 打造“一體兩翼”平臺 激發多元解紛效能
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多元解紛工作放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這個“大盤子”中統籌謀劃，縱深協同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和案件繁簡分流調解速裁改革，創新規范訴前調解程序和速裁程序，構建起了“解紛網絡全面覆蓋、內外多元有序對接、配套機制健全完善”的多元解紛新模式。 一、打造“一體兩翼”解紛網絡，構建多元解紛社會格局 濰坊市兩級法院堅持把推動解紛網絡建設作為法院參與社會治理的基礎性環節，設點定樁、由點及面，推動建立起以“訴調對接中心”為體、以“基層解紛網絡”和“專業化解紛平臺”為翼的多元解紛網絡格局。第一，搭建平臺，建設功能完備、運行規范的訴調對接中心。全市法院均建立實體化、常態化運行的訴調對接中心，統一設置指導分流室、人民調解室、法官工作室、司法確認室，集中開展指導分流、訴前調解、司法確認、管理考核等工作。轄區法院結合各自實際，分別設立律師調解室、行業性糾紛調解室等特色對接平臺，邀請律師和專業組織調解人員入駐，就地分流化解糾紛。目前，全市法院在訴調對接中心設置人民調解室、律師調解室、行業性糾紛調解室等101個，常駐特邀調解員156名，年均接受委派（委托）調解1萬余件。第二，下沉資源，全面對接基層矛盾糾紛化解網絡。有效發揮司法的吸附、聚合作用，主動深入基層、尋求對接，推動基層糾紛預防和化解網絡的升級。實踐中，在鄉鎮人民法庭設立訴調對接工作站，在人口集中社區和偏遠農村設立114個法官聯系點和77個巡回審理點。第三，延伸觸角，有力推動專業化糾紛化解平臺建設。針對類型化、專業化糾紛增多的趨勢，聯合行政職能部門、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業協會等共建解紛平臺，在交通、醫療、保險、家事、消費維權等矛盾易發、多發領域設立專業性、行業性調解中心，“一站式”調處常見、多發的專業糾紛。 二、堅持“三個規范”，充分激發外部多元解紛效能 從訴調對接規范化入手，制定《民事訴前程序若干規定》，規范訴調對接流程，完善訴調對接制度，實現訴內訴外解紛程序的無縫銜接、順暢運轉。第一，規范訴前分流，實現糾紛有序導出。在訴調對接中心指導分流室配備專職指導分流員，向前來起訴的當事人發放《先行調解告知書》，進行訴訟風險評估，細算親情、信譽、時間、經濟、風險“五筆賬”，引導當事人自愿選擇訴前調解。對同意進行訴前調解的，根據具體情況或當事人的選擇將糾紛委派給適宜的特邀調解組織、特邀調解員，并將分流情況統一錄入分調裁平臺。第二，規范訴前調解，提高訴外解紛成功率。加強對訴前調解的跟蹤監督和指導支持，有效增強訴前調解效能。2013年以來，全市法院共指導訴前調解糾紛6萬余件，調解成功率達41.5%。一是規范訴前調解流程。明確訴前調解的糾紛類型、調解程序、調解時限等事項，建立訴前調解卷宗和嚴格的歸檔制度，實現對訴前調解的全流程監督。二是健全特邀調解隊伍。健全完善特邀調解組織和特邀調解員名冊，共建立特邀調解組織129個，吸納代表委員、人民調解員、人民陪審員、專家學者、退休法官、律師等535人擔任特邀調解員。三是強化內外聯合調解。推行“鑒定前置”，將建筑工程、醫療糾紛、交通事故等案件司法鑒定程序前置到訴前。2017以來，對5485件案件實行“鑒定前置”，鑒定評估結論作出后，促成訴前調解2860件。實行“以保促調”，在依法實施訴前證據保全或財產保全措施后，用足用活法律規定的30天起訴期限，積極引導當事人訴前調解。開展“難案聯調”，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相關部門”的重大疑難糾紛“3+N”聯合化解機制，根據需要召開聯席會議，實現重大疑難糾紛的“聯防、聯控、聯解”。第三，規范效力對接，增強訴外解紛的公信力。推行“成果固定+司法確認”的雙對接機制，依托司法權威提升訴外解紛公信。一方面，強化成果固定和應用。實行送達轉換機制，訴前調解階段向當事人一并送達起訴狀和證據副本，訴前調解不成正式立案后，不再向當事人送達上述材料。建立無爭議事實記載機制，對訴前調解未達成調解協議的，書面記載調解過程中沒有爭議的事實，訴訟過程中除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外，法院對無爭議事實直接予以認定。另一方面，規范司法確認工作。對司法確認案件實行專人辦理，由專職調解法官對提交申請的司法確認案件進行審查。對不符合條件的調解協議，當場提出修改建議指導補正；對符合確認條件的，當日出具確認裁定，及時予以確認，2017年以來，全市法院辦理司法確認案件2056件。
案例13
湖北宜昌市伍家崗區人民法院 推行“雙網聯動”新模式 發揮“格格力量”新功能
湖北宜昌市伍家崗區作為宜昌社會治理網格化的發源地，擁有“大數據+網格化”天然優勢，全區劃分為489個網格，每個網格配備一名網格管理員，當地居民親切地稱她們為“格格”。為此，宜昌市伍家崗區人民法院探索建立“線上依托網絡大數據，線下依靠網格解難題”的“雙網聯動”工作法，充分發揮“格格力量”在信息采集、化解矛盾、防范風險以及協助調解、送達、執行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實現基層治理和司法為民能力的“雙向提升”。 一、“平臺網格中建”，緊密對接助力組織聯動 萬丈高樓平地起，只有夯實基層基礎，工作開展才有保障。伍家崗法院以聯動為支撐，主動爭取黨委政府大力支持，加強與區網格管理中心緊密聯系，建立審判工作與網格服務管理對接機制，將“雙網聯動”納入轄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事項。以網格為單元，由審判業務部門逐一對口負責，要求主動與各網格站點對接，明確職能，責任到人，形成相互銜接、相互支撐、協調配合、良性互動的工作格局。以科技為手段，打造信息化對接平臺，與“社區E通”信息系統端口連接，實現網絡數據實時共享。以激勵為保障，安排專人建立臺賬管理，出臺經費補助辦法，對工作成績明顯、效果突出的社區、網格給予一定經費補助，充分調動“格格”們工作積極性。 二、“民意網格中取”，信息采集助力工作改進 進入大數據時代，互聯網匯聚了價值無盡的信息流，伍家崗區每天近400名“格格”行走在各網格中，每天通過“社區E通”信息平臺更新數據上萬余條。“格格”們將每天入戶走訪期間收集的社情民意上傳至數據平臺，區網格管理中心及時將與法院工作密切相關的信息反饋至信息系統終端。伍家崗區法院訴訟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隨時將信息按照工作建議、法律咨詢、信訪舉報等不同類型進行分類整理，并送交院內相關部門辦理。2017年以來，區網格管理中心反饋各類信息102條，其中形成工作整改意見36條，納入涉訴信訪8件，提供法律咨詢53次，提供相關辦案資訊5條。 三、“矛盾網格中化”，多元調解助力糾紛化解 聯系群眾才能更好地服務群眾，了解居民才能更好地調解糾紛，利用“格格”對居民情況“一口清”優勢，聘任“格格”擔任調解聯絡員，由干警按照“六個一”要求開展工作，即建立1個網格員聯絡群，每周與網格員至少聯系1次，每月深入網格指導1次矛盾化解，每季度開展1次巡回審判，每半年開展1次法治宣傳，每年對網格員進行1次集中培訓。同時，建立矛盾糾紛聯合化解調解機制，整合調解資源，凝聚調解力量，由“格格”協助開展訴前、訴中、訴后調解。對網格內糾紛，引導居民前往社區法律顧問、保險、消協、法學會、醫療、交通、勞動等調解組織進行免費調解，并隨時配合法官開展調解工作。通過發動和依靠“格格”，將矛盾化解關口前移到小區、樓棟、居民家中，盡力做到“小事不出網格，大事不出社區”。2017年以來，共在網格內化解糾紛625件，化解成功率達到90%以上。 四、“困難網格中解”，案情速遞助力執法提速 送達難和執行難，是人民法院工作當前面臨的兩大難題，難就難在查人找物難。作為法院密切聯系群眾的中間人、聯絡員，“格格”們充分利用對網格內人、房、事、物、組織等精細化管理的優勢，助力法院破解難題，提高司法效率。加強與網格管理中心聯系，定期上傳失信被執行人和失聯送達人名單至數據平臺，并根據人員住址所屬網格，將名單發送至“格格”的移動終端上。在每日開展走訪入戶時，“格格”一旦發現相關人員行蹤、財產線索等，及時通知和協助法院深入網格開展工作，充分發揮其“偵察員”作用。2017年以來，網格員共協助送達傳票、裁判文書等195件次，提供被執行人行蹤86人次、財產線索58條，為破解送達難和執行難提供了有效幫助。
案例14
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 夯實多元聯動新機制 提升解紛服務新水平
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致力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司法保障，不斷健全完善指導人民調解工作機制，改革創新方式方法，推動人民調解工作扎實深入開展。2012年5月以來，共訴前分流調解各類糾紛9378件，調解成功5510件，占全院民商事收案平均總數的17.78%；訴中委托調解2219件，調解成功1423件，調解總標的7700余萬元；調解協議司法確認566件；平均調解時間為20天。
一是搭好訴調對接平臺。岳麓區法院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訴訟服務中心建設深度融合，搭建訴訟服務、訴調對接、案件速裁、專業解紛、網絡調解、信訪接待等六大平臺。訴調對接中心配備專門從事調解工作以及司法確認工作的法官及助理2人，另有12名特邀調解員及區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員常駐訴調對接中心。訴訟服務中心設置導訴和律師咨詢窗口，由值班律師和大學生自愿者向群眾提供免費咨詢，引導群眾理性表達訴求。派出法庭設有“多元解紛調解室”，特邀律師事務所與特邀調解員共駐法庭化解糾紛。二是橫向到邊走出去。與人民調解組織建立訴調對接關系，在觀沙嶺、蓮花、咸嘉新村等街道、社區設聯絡點，委派、委托、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開展調解工作。依托基層網格化管理，將多元解紛工作與轄區服務群眾工作有機結合，固定每月28日派遣中層以上干部深入社區服務，指導人民調解，將糾紛化解在百姓家門口。積極爭取有關部門的協助和配合，與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市公安局岳麓分局、高新區綜合治理局等11家行政機關建立提前聯動協調、訴中協調化解、聯席會議等協調和解機制，借用行政機關的力量進行行政調解。三是縱向到底請進來。以轄區“兩代表一委員”、人民陪審員、專家學者、人民調解員、退休法官等為主要對象，面向社會遴選82名特邀調解員。邀請2家行業調解組織、11家行政調解組織、9家人民調解組織成為特邀調解組織。吸納116名特邀調解律師形成商事糾紛、知識產權糾紛、勞動爭議等專業領域的律師調解隊伍。2015年5月以來，特邀律師調解民商事糾紛821件，提供免費咨詢3675人次，參與化解涉訴信訪65起，見證被告人出具認罪認罰具結書873件。
一是突出專業特色。創新開展“涉保險糾紛專項多元銜接”，邀請省保險行業協會定期來院駐點調解，及時解決糾紛。創新開展“知識產權糾紛專項多元銜接”，采取委托調解+邀請行政機關協助調解的方式，化解矛盾。2016年以來，岳麓區法院已委托調解知識產權糾紛660余件。創新開展“家事糾紛專項多元銜接”，在原有聯調委、特邀調解員基礎上，成立由婦聯組織、行業調解組織、心理咨詢師參與的家事調解委員會。2016年以來，已開展家事調解632次，心理疏導30件次，妥善處理家事糾紛325件。二是突出重點領域。針對醫療糾紛，岳麓區法院在湘雅附三醫院、湖南航天醫院等4家醫院設立集人民調解、法律援助、法官指導、司法確認“四位一體”的“醫療糾紛專項調解室”。針對交通事故糾紛，在岳麓區交警大隊、高新區交警大隊開設“交通事故多元解紛銜接窗口”，將法院的特邀調解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確認無縫對接。2013年9月以來，共化解交通事故糾紛931件。針對物業糾紛，建立“物業糾紛聯合調解室”，2015年以來已訴前調解物業糾紛4528件，調解率達68%以上。三是突出專業隊伍組建。聘任家事糾紛調解經驗豐富的人員作為特邀調解員，成立家事糾紛調解委員會。從專業領域遴選資深人士，組成商事糾紛調解、保險糾紛調解、醫療糾紛調解、知識產權糾紛調解以及心理咨詢團隊，增強專業領域矛盾糾紛調解公信力。
一是科學設置分流機制。積極探索調解程序前置，訴前分流部分案件進行非訴調解，并同步錄入數字法院系統，確保每個案件可查詢、跟蹤、監督。除確定物業糾紛、小額訴訟、機動車交通事故糾紛、相鄰權糾紛等四類案件必須進行訴前調解外，還逐步拓展了訴前調解范圍，如勞動爭議、買賣合同糾紛、借款糾紛、信用卡糾紛等。目前，訴前調解的案件在民商事收案中占比已超過20%。完善訴中委托調解機制，對立案登記的案件進行再次引導分流。對適宜調解的案件進行委托調解；對不適宜調解的案件根據糾紛性質和繁簡程度，適用小額訴訟等程序，實現繁簡分流。2016年以來，已適用小額速裁程序化解糾紛843件。二是創新爭議解決機制。建立健全無爭議事實記載、無異議調解方案確認等機制，補強調解的權威性和強制力。自2015年以來，已對38件案件適用無爭議事實記載機制。對于案情疑難、復雜的專業領域調解，探索商事調解組織有償調解。自2016年12月以來，共有6起糾紛的當事人自愿接受有償調解服務。三是強化司法確認保障。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的原則，統一審核部門、統一確認標準，不斷規范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程序，進一步促進社會矛盾糾紛及時有效化解。自2012年以來，委托、委派調解成功的6446件糾紛中，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566件，經司法確認后當事人的自動履行率達到97.78%，效果良好。
案例15
廣東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 滿足“一帶一路”新需求 探索商事解紛新路徑 廣東省深圳市前海法院身處改革開放的前沿，結合綜合性司法改革示范法院的定位，面對管轄案件的國際化、復雜化、專業化特征，堅持和創新發展“楓橋經驗”，以前海“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訴調對接中心為平臺，積極探索以“預防為主、程序正義、保證供給、科技輔助”為主要內容的糾紛化解路徑，推動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糾紛解決中心。截至今年9月，訴調對接中心共受理商事糾紛案件4118件，成功調解1443件。 一、預防為主：延伸審判職能拓展司法服務，參與社會治理維護社會穩定 前海法院主動適應新時代人民司法的新需求，拓展司法服務延伸審判職能，建立法院參與社會治理的風險分析和預警機制，強化司法引領和預防矛盾作用。一是制定規范性保障意見，強化域內外商事主體投資創業的信心。發布實施《關于為自貿區與合作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關于為優化營商環境提供司法保障的實施意見》，依法保障域內外商事主體自主選擇糾紛解決方式、平等參與訴訟程序、自由選擇適用域外法律以及公正高效解決糾紛。二是倡導和引領誠信價值，推動誠信社會建設。制定《關于防范與懲戒非誠信訴訟行為的若干規定》，依法打擊不誠信企業及個人，懲戒市場和訴訟失信行為，構建司法推動社會信用體系的新型監管模式，規范和引領域內外商事主體誠信參與市場活動，預防矛盾激發。三是協同社會治理創新，提升法治化治理水平。定期或專項編報商事風險評估報告，暢通與職能部門的信息交流與共享渠道，形成社會風險防控合力。針對審判中發現的類型化或新情況新問題，梳理有關市場監管、行業自律、企業經營中存在的風險和漏洞。向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等6家單位發出司法建議，為決策部門提供司法參考，防范糾紛于未然。 二、程序正義：強化訴訟與非訴訟銜接機制，保障糾紛化解程序合法規范 前海法院建立系統化的“1+13”訴調對接工作機制,充分保障當事人解紛程序的選擇權，實現糾紛化解簡便快捷的同時充分保障程序正義。一是實行商事糾紛先行調解程序。充分告知當事人先行調解程序相關內容，規定除案件性質不適宜調解的案件外，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其他案件可以納入調解程序先行處理。調解期限不超過30日，確有調解可能的調解期限不超過60日。二是強化促進調解的引導機制。建立中立第三方評估機制，前海法院已在4件涉港案件中運用該機制，促進糾紛調解解決。嚴格落實司法確認制度，探索擴大適用范圍，發揮法院為非訴糾紛解決提供司法保障的作用。三是建立拒絕調解的約束機制。明確四類無正當理由拒絕合理調解方案的行為，針對不同情況規定訴訟費、律師費繳納和負擔辦法，旨在發揮訴訟費用杠桿作用引導當事人合理選擇糾紛解決方式。 三、保證供給：實現解紛主體多元專業市場化，回應域內外商事主體司法需求 前海法院堅持“專業的問題由專業人士解決”和“市場產生的問題由市場解決”兩大理念，進一步探索解紛服務多元化供給模式。一是積極發揮專業組織和機構解紛優勢。與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深圳前海香港商會等專業組織和機構建立糾紛化解合作關系，充分發揮專業機構調解的優勢。二是吸納專業和域外人士參與糾紛化解。堅持選任調解員的高標準，聘請具有金融、國際貿易、知識產權、信息等專業背景的調解員。聘請78名外籍和港澳臺籍調解員，選任4家內地與香港聯營律師事務所共22名外籍和港澳臺籍律師參與糾紛化解。截至2018年9月，外籍港澳臺籍調解員成功調解商事案件172件。三是建立公證和律師參與調解制度。前海法院引導市場資源向糾紛化解集中，與深圳市司法局、律師協會、前海公證處建立合作關系，充分發揮律師和公證員在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專業優勢。前海法院共聘任158名律師調解員，截至2018年9月，成功調解案件459件。四是支持調解組織市場化運作。前海法院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促進調解組織可持續化發展，支持社會調解組織根據當事人的需求提供有償調解服務，并與當事人協議收取費用，讓市場在調解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四、科技輔助：糾紛化解與現代信息技術結合，創新“互聯網+”楓橋經驗 前海法院充分利用現代信息科技手段，努力提高調解的效率與便捷度，滿足人民群眾多元的司法需求。一是建立在線調解平臺。通過新浪網“在線法院”調解系統和“云會議”訴訟調解系統開展在線調解工作，實現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調解模式。二是建立“一帶一路”法律公共服務平臺。向域內外公眾提供免費的線上法律信息服務，目前已覆蓋“一帶一路”沿線31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法規、相關案例及文獻。同時，邀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千名法律專業人士為公眾提供在線法律事務咨詢服務。三是推進“線上法院”建設。實現訴訟指引、網上調解、網上立案、網上閱卷、法律咨詢等全業務網上辦理，為社會公眾提供智能便捷的訴訟服務。建設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充分運用調解智能輔助系統、簡易裁判文書輔助生成系統，實現一鍵生成調解文書和簡易裁判文書，促進糾紛解決機制更加便捷高效。
案例16
重慶市榮昌區人民法院 獨立建制 多向互動 七步法則 構建矛盾糾紛綜合調處的“榮昌模式”
重慶市榮昌區人民法院因地制宜提出了“黨政+司法+群眾+智能”的社會治理創新思路，構建了以“獨立建制、多向互動、七步法則”為特色的社會矛盾多元化解機制——榮昌綜合調處機制，既有力推進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真正發揮了為群眾解困、為黨政分憂、為企業解難、為訴訪減壓的功能，又賦予了“楓橋經驗”新的時代特征，被群眾稱頌為“管用模式、心坎辦法”。自2013年榮昌綜合調處機制運行以來，成功化解矛盾糾紛14932件，涉案標的達4.2億元，當場兌現1.3億元，為群眾節約訴訟費1000余萬元；指導人民調解51043件，理性引導訴訟5519件，平均結案時間為5.6天，呈現出榮昌區信訪總量連續8年下降，連續102個月無進京非訪和到市重復集訪的和諧穩定態勢。 一、黨政主導，獨立建制，構建多元化解的穩固平臺和合力體系 一是整合各種資源，建立榮昌綜合調處機制。榮昌市在區委政府統一協調指揮下，以司法為引領，緊緊依靠和發動群眾，建立集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三調合一”為主體，行業、專業、訪調和鄉賢調解為補充，廣泛吸納社會調解力量的矛盾糾紛綜合調處機制，形成了快速、合法、靈活、高效、便民、護民的矛盾糾紛預防化解處置新方式。二是區委政府專門成立固定機構部門，搭建固定管理及工作運行平臺。成立的區綜合調處室，獨立編制，且有獨立經費的全額財政撥款，固定編制8名。另由區委政府固定名額抽調3-5名黨政干部、社區干部定期輪流到崗，聘用6-8名專職調解員，專職從事矛盾糾紛化解管理工作和調解工作。區綜調室在業務和管理上歸屬法院指導和代管。三是法院配套設置固定的工作對接機構，建立法院與綜調室的專門對接平臺。法院組建訴調對接中心，選派5名法官及法官助理與區綜調室和區綜治辦對接，互助互補，專門從事統一預登記、過濾、輔導、釋明、分流、跟蹤監管工作，為當事人釋明多元糾紛解決渠道，引導當事人自愿選擇適當的解決方式，并提供一站式委派或委托調解的后續服務工作。 二、健全體系，多向互動，力促多元調解群策群力群治 一是由區委政府組建35個非訴調解組織，選好配齊案件處置實戰隊伍，承接由法院統一安排的委派調解和委托調解辦案任務。在訴調對接中心組建律師、網絡、家事、商事、小額速調、婦女兒童、勞務工資與工傷等7個專職委派調解組織，與政府法治、公安、工商、國土、勞動人事、高新區、交通、環保、農業林業等部門和物管、消協、工會、共青團、婦聯等行業團體組建了26個非訴委托調解組織，同時邀請鄉村社區民間德高望重的賢達組建2個“鄉賢特邀調解組”，由全國三八紅旗手梁遠平為代表的愛心人士組建“梁姐工作室”，由離退休老干部老法官組建的“夕陽紅工作室”。二是外接三力、內合三力、各界配合、社會參與。外接三力：外接領導力，外接協調力，外接司法保障力。內合三力，整合以司法化解力（法院）、行政化解力（黨政機關）和民間（社會）化解力（人民調解、特邀調解、行業調解及仲裁等）三大力量為主的糾紛化解工作隊伍。三是形成強大管理體系和隊伍合力。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協調下，除橫向組建35個調解組織外，另在區、鎮街和村社區組建三級縱向調解工作機構和調解組織，在全區167個行政村（社區）設糾紛調解室，21個鎮（街道）設糾紛聯調室，區法院設糾紛綜合調處室，通過三級綜合調處便民網絡實現全覆蓋，從而實現了多元化解工作的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完整網絡體系。全區共有近2000余名專兼職調解人員和管理人員共同參與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和管理工作，形成糾紛化解的群策群力群治的強大合力。 三、以人為本，七步法則，確保為民舉措規范有序 一是完善制度體系，加強管理科技推動。建立了司法確認管理制度等12個管理制度。同時，建立“互聯網+”的多元化糾紛網絡調解和司法確認模式，成立互聯網+調解·司法確認室。二是堅持七步法則，推動為民舉措有實效。堅持糾紛調處服務群眾的民本觀、尊重群眾的民主觀和依靠群眾的民智觀。堅持“1234567”工作方法和理念，即：堅持黨管一切這一個前提；糾紛化解人本化和科學化“兩化”工作方向；強烈的“事業心”、對民眾的“關愛心”、高度的“責任心”的“三心”工作意識；為群眾解困、為黨政分憂、為企業解難、為訴訪減壓的“四為”工作目標；領導到位、職責到位、規范到位、服務到位、回訪到位的“五到位”工作要求；聚力黨政、鄉賢群眾、社會中介、人民調解、律師仲裁和法院司法的“六聚力”工作平臺；心勤、腿勤、笑勤、手勤、耳勤、眼勤、口勤的“七勤”工作方法。在調解過程中，情理并舉、德法并用，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三是精心設計，實現為民舉措法治化規范化。堅持就近調解、方便調解和疑難呈轉上級調解的原則，各級調解機構受理后原則上三日內調結，最長不超過十日，村（社區）、鎮（街道）無法調處的重大疑難矛盾糾紛轉呈區綜調室調處。明確訴前調解案件范圍，對當事人糾紛進行登記后，書面送達《糾紛多元化解告知書》，告知訴前調解優勢，積極引導當事人接受訴前調解。
案例17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 深化訴源治理 多元聚力解紛
2016年7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推進訴源治理，以法治化思維、專業化優勢、開放化體系、多元化方式、智能化支撐，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矛盾糾紛的預防與化解大格局，讓糾紛止于未發、解于萌芽，取得了減少訴訟案件增量，節約司法資源，案件審判質效和司法公信力雙提升的良好效果。2017年與2015年相比，成都21個基層法院有17個受理案件增幅放緩，增幅平均下降25.64個百分點。2018年1至9月，成都兩級法院受理案件增幅同比再下降13.71個百分點。
聚焦重點產業、重大項目和糾紛多發領域，推動優質解紛資源共同參與糾紛的預防和化解。一是共謀解紛策略。主動服務特色主導產業發展和重大項目建設，助推主管行政部門、行業組織及相關社區協力推進涉產業項目糾紛的源頭治理。二是共搭解紛平臺。大力推動道路交通、勞動、房產、物業、家事等矛盾糾紛多發領域的聯調共治，合力搭建多個專業化“一站式”糾紛聯動預防化解平臺。2016年，在全國首創“和合智解”e調解平臺，平臺匯集86個調解組織、479名調解員，群眾足不出戶即可將糾紛便捷化解。截至2018年9月，已受理糾紛1.89萬件，調解成功1.36萬件，成功率達72.09%。三是共增解紛力量。與成都市司法局聯合推進律師參與調解工作，建立律師調解名冊和工作細則；與成都市綜治辦、成都市司法局共建“人民調解員培訓學校”，培育壯大人民調解力量。
融入成都市城鄉社區發展治理、推動基層善治，將訴源治理納入當地黨委政府中心工作，打造高品質和諧宜居城鄉社區。一是引導社區自治。在鄉村“熟人社區”，培育發展“五老”調解員、說事評理員，構建以社會自治手段化解民間糾紛的新機制。在城市“陌生社區”，探索開展“社工調解”，并依托社區網格化治理機制，將排查、調解糾紛納入社區網格員職責，推動調解工作向社區院落、樓棟、家庭延伸。二是指導社區法治。創建“無訟社區”機制，整合人民法庭與司法所人員、人民調解員、社區工作者深入社區開展法治服務。建立“基層法治指導員”制度，選拔資深法官結對街道社區，提供“一對一”法治指導。開辦社區“法治診所”，推動常發多發糾紛不出居民小區。三是教導社區德治。通過舉行“牡丹講壇”、設立“曉雙工作室”等形式，每月選派法官走進基層社區開展法治教育講座，“以案說法、以事普法、以理送法”，大力傳播法治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傳統和諧文化，促進鄉風文明、社區和諧，凈化了部分民間涉法糾紛滋生的土壤。
主動對接、協同和引入優質調解資源，努力做強人民調解、做實行政調解、做優司法調解“三大防線”，有效引導糾紛通過調解方式化解。一是做強人民調解。加強對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和指導，設立7個基層調解指導站，創新開辦“人民調解員培訓學校”線上平臺，讓人民調解員業務培訓常態化。2016年以來，成都兩級法院共指導人民調解3375件，調解成功率達92.2%。二是做實行政調解。充分發揮相關行政職能部門發揮解決所管理領域矛盾糾紛的主渠道作用。如成都兩級法院搭建的道路交通事故糾紛“一站式”專業化糾紛預防和解決平臺自2013年建成以來，通過公安機關、保險行業協會在前端共調解80余萬件糾紛，有96%以上的糾紛化解在訴前。三是做優司法調解。在法院訴訟服務中心設立“律師工作站”，選聘包括行政調解、行業調解、人民調解等118個特邀調解組織和包含法學專家、律師、仲裁員、公證員等608名特邀調解員，積極參與司法調解。近兩年，成都兩級法院共開展調解14.73萬件，引導5.35萬件涉訴糾紛向特邀調解、專業調解分流。
構建法院內部各環節、各審理階段、不同審級之間的“案源治理”新機制，實現案件從立案、審判到執行各個環節的分流過濾與分層遞減，促進生效裁判自動履行，減少二審案件、執行案件和涉訴信訪，切實將進入訴訟的糾紛優質高效化解在訴內。一是夯實一審案件“案源治理”。有效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強化一審事實認定、證據裁判和法律適用功能，構建上訴案件中立評估機制、防范惡意訴訟機制和“上訴猶豫期”引導機制，將上訴較多的類案、案件上訴較多的承辦法官納入“重點案件、重點人員”管理，減少上訴案件。如成都中院牽頭徹底化解3個歷史遺留復雜案件，一次性解決由三個案件當事人分別就同一問題提起的總共458件各類一審、二審、再審案件。二是強化執行案件“案源治理”。建立訴訟中當事人主動履行引導機制、判后自動履行和不執行生效裁判風險及責任告知制度，促進當事人即時履行、自動履行。同時，加強立案、審判、執行聯動，強化財產查控和保全，提前化解執行難案，助推“基本解決執行難”決戰攻堅。三是狠抓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案源治理”。探索信訪化解與再審審查有機結合的工作模式，結合再審審查案件特征，通過案件審查聽證做好釋法明理，加強裁判文書說理，源頭上減少涉訴信訪問題。近兩年，成都兩級法院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分別同比下降12.89%、23.32%。
案例18
貴州省黔東南州中級人民法院 加強多元配套保障 創新民族特色解紛模式
貴州省黔東南州是全國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區，其中苗族人口占42.2%，侗族人口占29.7%，作為國家攻堅扶貧主戰場的國家級貧困地區，“八山一水一分田”是黔東南的真實寫照。全州法院緊扣山區、民族兩大特點，立足審判，延伸司法為民服務，堅持把群眾路線與法治方式結合起來，在大調解機制上深耕細作，探索實施具有山區民族特色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決模式，形成“大調解、大和解、大化解”格局。 一、積極整合三類基層力量，為矛盾多元解決提供人力保障 一是聯動試點村相關人員，推進“無訴訟村寨”創建。創辦“無訴訟村寨”試點，強化訴調對接，整合“一庭（法庭）二所（司法所、派出所）”的作用，發揮“榔規榔約”（村規民約）、家規、族規作用，推動多種調解方式良性互動。二是聯動司法聯絡人員。建立司法聯絡員制度，對聯絡員進行定向管理、定案補助，有效解決了村民案件“調解難”、訴訟文書“送達難”、執行案件“找人難”的“三難”問題。三是聯動民間文藝人才。組建民族法制文藝宣傳隊和創辦法制民歌學堂，動員民間歌師歌手宣傳法律并擔當調解員。指導村級成立民族法制文藝宣傳隊，將法制融入“草根帶露”般的法治宣傳節目中。指導苗侗農婦創辦了首家法制民歌學堂，成為教化民眾、化解糾紛的有力陣地。 二、精心營造五大網絡，為矛盾多元解決提供運行保障 一是營造矛盾源頭化解網絡。筑好“三道防線”，從源頭上化解矛盾。以組建村級調解即人民調解組織為第一道防線，組建鄉級調解即行政調解為第二道防線，強化訴前調解即司法調解為第三道防線，相互呼應，形成合力。二是營造部門會診會商網絡。建立“1十N”聯動調解機制，主動與相關執法部門單位聯系，遇到重大的、跨區域的矛盾糾紛，共同研討，攜手調解，多輪驅動，共同化解矛盾糾紛。三是營造民間鄉賢調解網絡。組建寨老調解網絡，讓其發揮人熟、地熟、民情熟、經驗豐富的優勢，綜合運用“釋法、用情、說理”的技巧，以此化解糾紛。為讓民間賢達發揮品牌效應，分別設立法制民歌學堂創始人“雷永竹調解室”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吳家興調解室”。巧借寨老等鄉賢調解民事糾紛，調成率達95.5%。四是營造橫向調解網絡。聯合鄉村黨政組織、鄉鎮司法所和派出所、社會組織和民間人士，實現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和社會組織調解的有機銜接，將人民調解納入司法確認，保障協議有效執行。五是營造縱向調解網絡。推行梯次調解，即法官助理庭前調解、主審法官庭中調解、審判長庭后調解、分管副院長庭外調解，院長最后調解，實現從“結案了事”到“案結事了”“案結事好”的轉變。 三、是探索創新七大調解，形成矛盾化解主體方式 一是創建“民歌法庭”調解。將民間歌師請進法庭，形成“法官+歌師”的“坐庭+巡回”的“民歌法庭”創新舉措，大大降低了發案率，促進了社會和諧。二是探索“社會法庭”調解。在引導和支持社會性調解組織上下功夫，在糾紛突出村寨組建“社會法庭”，由德高望重的“寨老”擔任“社會法官”。“社會法庭”利用來自本土、服務本土的優勢化解身邊糾紛，確保小事不出村。三是推行“網絡法庭”調解。用好“互聯網+法庭”，推行遠程視頻開庭。利用微信、QQ、短信等平臺，開展法律文書送達，幫助當事人減少訴累和訴訟成本。四是推動“快捷法庭”調解。立足“小切口，大題目；小場所，大服務”，關口前移、先行調解，實施“馬上立案、馬上調解、立等可取”的受理、調解、發文快速處理機制，高效率低成本解決糾紛。五是推出“雙語法庭”調解。立足“用群眾語言，為群眾辦案”，在立案窗口、訴訟文書送達組和每個審判團隊配備既懂漢語又懂一門少數民族語言的“雙語法官”，確保當事人聽得懂、好辦事、快辦事，力促雙方早日和解。六是巧用民俗習慣調解。針對原告難以取證、雙方難以質證、科學難以印證、法庭難以認證，卻為民眾極其忌諱和憤慨的“四難”案件，運用民間習俗調解，幫助雙方達成和解。七是推行“溫馨司法”模式。建立“強化人文關懷，立足調解為主，融合溫良公正，致力民眾和諧，實現案結事好，服務經濟發展，助推社會祥和”的溫馨司法新模式，讓老百姓領悟司法的公平與正義，享受優質司法產品的獨特韻致。 從2015年推行矛盾糾紛多元化解“1357”模式以來，實現了案件增漲幅度與全省法院橫比下降，涉訴糾紛調解率、人民調解成功率、信訪案件結案率、調解撤訴率及兌現率“一降五提高”和無民轉刑案件、無重大群體性事件、無重大矛盾糾紛、無涉訴非訪事件發生的“四無”目標，取得了矛盾糾紛雙方滿意、社會滿意、群眾滿意的良好社會效果。2017年，全州基層法院滿意度排名全省第一。周強院長對“1357”模式作出“其做法和經驗值得總結、推廣”的批示。中國網、新華網、央廣網、鳳凰網、騰訊網等300余家主流媒體對該創新模式進行了宣傳。
案例19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 突出“內外多元” 構建“立體對接”糾紛解決體系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是全省審執任務最重的基層法院，全院現有員額法官48名，截至2018年11月，員額法官與案件數比例已達1：546。官渡法院以審判方式改革為核心，以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推進訴訟服務中心建設為驅動兩翼，協同推進制度建設、團隊打造、信息化升級三項工作，突出“內外多元”機制，構建“立體對接”平臺，探索形成科學化、規范化、專業化、一體化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官渡模式”。引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以來，在連續五年新收案件數量劇增的情況下，2018年我院首次呈現新收案件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低15.47%，并實現未結案件存量低，法官人均結案增，結案率增的良好態勢。 一、發揮 “三個中心”作用，形成多元解紛機制合力 為滿足群眾多元司法需求，官渡法院構建起訴訟服務中心、訴調對接中心，速裁中心“三駕馬車”，三者無縫對接，進行有效的分、調、裁工作。一是訴訟服務中心訴前調解減糾紛。在訴訟服務中心除常規立案窗口外，增設訴調對接窗口、繁簡分流窗口以及“云解紛”訴前調解窗口，對尚未立案或者已經立案適宜調解的糾紛和案件，先行分流至本院聘請的特邀調解組織和138名特邀調解員處開展調解。2018年1至9月，各調解組織院外調解點共計化解糾紛5577件，均未進入法院訴訟；運用“云解紛”平臺開展線上調解， 今年7月上線以來已經成功化解糾紛160件，其中20件為線上調解。二是訴調對接中心分調銜接化糾紛。在訴調對接中心設立人民調解、公證調解、保險行業協會調解、證券期貨調解、勞動爭議仲裁調解、醫療調解、商會調解及特邀調解等“八位一體”調解室，按照糾紛類型不同接收由訴訟服務中心分流的訴前糾紛及訴中案件，今年1-9月立案階段向各調解組織分流5981件，成功化解1865件，相當全院員額法官一個月的結案量。有效推動群眾理性維權，形成“社會調解優先，法律訴訟斷后”的新型解紛模式。三是速裁中心調判結合解糾紛。在訴調對接中心設置5個速裁團隊，對于無法調解的案件即刻轉入速裁中心，用不超過全院10%的人員辦理了同期民商事收案數43%的案件，案件流轉平均提速20%，結案時間普遍縮短14-18天。 二、創新“三項機制”改革，提升多元解紛效能 官渡法院特邀保險機構、勞動仲裁委、區工商聯、商會等多機構部門，積極探索構建保險、勞動仲裁、商會等立體化的多元解紛模式。一是首創道路交通案件線上線下一體保險聯動機制。2013年以來，官渡法院與云南省保監局聯合設立全省第一家“保險糾紛訴調對接調解室”， 32家保險公司輪流派遣保險調解員入駐官渡法院參與訴調對接。2018年10月11日，又在原有基礎上，運用“云解紛”平臺，在人保財險昆明市分公司正式設立官渡法院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人保財險試點工作室。該機制建立以來，共調解成功2027件，結案金額12162萬元，自動履行率達100%。二是商會調解促進非公經濟規范發展。官渡法院轄區云集了飛機場、火車站、大型商貿物流及批發市場，經濟體量在全省縣區排名第一。2013年7月，官渡區法院與區工商聯共同設立全省法院系統首家“商會調解室”，依托“商會”這條政府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梁紐帶，引導當事人高效低成本解決糾紛。僅2018年1-9月，商會調解室院外化解糾紛5292件，接受法院分流調解案件193件，成功72件，協助法院確定當事人聯系方式和地址121件，接受咨詢193人次。該模式也被《人民日報》刊載宣傳。三是裁審銜接機制妥善化解勞資糾紛。與省、市、區四個管轄關聯仲裁院形成裁審銜接、訴調對接的協調聯系機制，官渡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駐官渡法院成立首個勞動仲裁調解室，官渡法院在云南省勞動人事仲裁院設立訴調對接分中心，構建起合力化解勞資糾紛的司法、行政、仲裁大平臺。近三年來受理的各類涉農民工案件2560件，有800余件案件調解撤訴結案，涉及3069名農民工當事人，2016年官渡法院被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評為“全國農民工工作先進集體”。 三、抓住“一個外包”核心，增速審判執行效率 針對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嚴峻形式，對內整合資源，對外廣借社會力量。官渡法院自2015年起與昆明明信公證處深入合作，積極開展公證參與司法輔助事務，將法院案件中涉及的事務性工作外包，目前已經開展委托公證處送達、公證調解、調查取證、公證保全、執行輔助及公證等六大板塊事務，極大地提升了審判效率。期間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四個首創，即全國首例公證機構代理訴訟文書送達、全國首例公證調解協議獲司法確認、全國首例公證機構受托調查取證和全國首例公證機構參與法院拍賣房產延伸服務上線淘寶網，使得公證機構成為擔當“司法輔助”重任的“優質選手”，為“楓橋經驗”注入了新活力。2018年1至9月，共向公證調解分流3996件，化解糾紛868件；公證機構還全面參與執行階段輔助事務，僅2018年5月，受托核實涉及10800個被執行人房產的線索和檔案， 2018年首創推出的 “安心拍”服務，法院拍賣房關注度增加34%，住房類拍品“一拍成交”率100%，拍賣成交溢價率高達133%，為打贏“基本解決執行難”決勝仗提速加力。
案例20
陜西省富縣人民法院 將自治與法治相融合 創新司法為民新實踐
在人民法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框架下，陜西省富縣人民法院認真學習“楓橋經驗”精神，繼承和發揚馬錫五司法精神，在原鄉鎮法官工作站、村（社區）法官工作室的基礎上，于2012年10月推出了“群眾說事、法官說法”便民聯動機制，創新了人民法院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新實踐。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富縣法院調研時指出：“‘兩說’機制效果很好，是把村民自治與法治手段、法治思維相結合，是準確把握縣域治理特點、認真貫徹群眾路線、實現司法便民利民的良好機制，是新形勢下繼承和發展馬錫五審判方式的重要成果。” 一、細化五個環節讓群眾把事說透，使糾紛化解在源頭 “群眾說事”主要圍繞本村（社區）發生的糾紛，由村（社區）黨支部或村委會組織，涉事群眾參與，邀請聯村干部、有經驗、威信高的村民或老干部，共同向涉事群眾講政策、講道理，勸解疏導，最終使問題得到解決，實現和諧穩定發展?？梢砸皇乱徽f，也可在“說事日”集中說事。 “說事”流程包括“說、理、議、辦、評”五個環節：一是暢通渠道“說事”。村（社區）采取“群眾要求說、登門入戶說、急事及時說、主動邀請說、填寫卡片說”等形式，敞開大門，組織群眾說事。二是明確責任“理事”。收集到群眾訴求后，能夠當場解決的當場解決，需“三委會”（村支委會、村委會、監督委員會）或縣、鄉部門研究解決的，及時告知說事人。三是集中民智“議事”。針對梳理歸類的問題，召開議事會，鼓勵群眾暢所欲言，發揮“三委會”、聯村干部、包村法官的合力，最終確定辦理方案。四是凝心聚力“辦事”。對于議定的事項，按照“誰分管、誰負責、上下聯動、整體配合”的原則落實責任人，明確辦理措施，按時辦結議定事項。五是加強監督“評事”。事務辦結后，及時向群眾公示辦理事項、辦理時限、辦理結果，接受群眾監督和評議。 二、采取六種形式搭建法官說法平臺，實現“止紛息訴” “法官說法”是在“群眾說事”的基礎上，遇到涉法問題，由包村法官采取六種 “說法”形式，現場解紛。一是法制宣講會上說。采取編發普法案例故事、舉辦法制講座等多種方式，進村入戶宣講與基層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各類法律法規，教育引導基層群眾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問題。二是法律咨詢當面說。暢通民意溝通渠道，公布包村法官通訊號碼，通過約談、打電話和手機短信等多種途徑及時解答群眾提出的法律問題，指導和幫助基層群眾理性維權、依法維權。三是行動不便上門說。對需要提供法律服務的特困群體（老、弱、病、殘），法官主動上門，了解情況，幫助群眾實現自身法律訴求。四是見面不便電話說。群眾有法律訴求時，因交通不便或法官有緊急公務等不便與群眾面談，法官在電話里問明事情原委，做出法律釋明。五是村民議事應邀說。在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行使自治權，討論決定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時，聯村法官應村委會邀請列席會議，并就相關法律問題進行現場講解，指導村民合情合理合法議事，促進基層組織依法自治。六是調處糾紛現場說。幫助鄉村干部排查化解矛盾糾紛，現場指導自治組織或人民調解組織調處糾紛，闡釋法律規定，辨明是非，劃清責任。近年來，富縣法院參與村民議事801次，現場“說法”調處糾紛1630件，通過和群眾面對面說法和特邀調解員調解，化解糾紛751件，有效降低訴訟案件20%以上。 三、促進自治與法治融合，切實提升依法解紛能力 “兩說”機制是將村民自治與法律手段、法治思維結合起來，把法律與道德、鄉規民約結合起來，是鄉村治理的好載體，在縣域治理和村民自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了社會矛盾。“兩說”機制的推行，構建了訴訟與非訴調解機制相結合的“訴調對接”大格局，整合了社會資源、司法資源和黨政資源，實現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目標。二是激發了村民自治活力。通過“兩說”機制，村民對村里的矛盾糾紛、重大事項進行充分溝通，妥善解決了問題。同時，對于通過“兩說”機制形成的調解協議，可以通過司法確認程序賦予其更高的法律效力，有力支持和保障了基層組織自治，從而激發了村民自治的活力。三是提升了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基層干部工作能力。“兩說”機制為法院干警特別是年輕干警創造了提升群眾工作能力的平臺，提高了司法服務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法官深入農村生活，掌握村規民約，了解社情民意，與基層干部群眾一道化解糾紛，使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基層干部的工作能力在實踐中得到同步鍛煉和提升。群眾通過說事平臺聯系法官，法官通過說事平臺了解群眾司法需求，司法服務更具有針對性，切實解決了群眾實際困難。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 2018年11月8日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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